狰狞战争惨剧化成一则闲话　塞尔维亚作家黑蒙的叙事艺术｜王璞

《恐怖份子》是塞尔维亚作家亚历山大·黑蒙（Aleksander Hemon）小说第一个中文译本的书名， 其实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布鲁诺问题》（The Question of Bruno）。中文译者将它改名，大概是营销策略之一吧。
文：王璞｜原题：闲话恐怖――读黑蒙《恐怖份子》

它固然是一本描写战争、灾难、和暴力的书，《纽约时报》书评家说它：“以马尔克斯的笔法见证了战争和恐怖主义。”但是， 若说这整本书都在讲述恐怖分子的故事， 就有商业抄作之嫌了。其实它原先那个书名更准确地概括出了这部小说集的意义。

十六世纪死于罗马教会火刑柱上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 是那个蒙昧时代一道闪电，是罗马教会永远绕不过去的聇辱。长久以来，布鲁诺不仅成了科学殉难者的符号，而且是漂泊诗人的代码，他主张社会进步与变革，但反对暴力革命，认为理性和智慧才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

可是五百年前布鲁诺所追求探索的理性和智慧，在当今这个高科技的文明时代依然短缺。人类的野蛮和仇恨， 并没有因文明和科学的进化而化解， 反呈强化之势。

黑蒙是亲历了塞波战争的前南斯拉夫人， 六十年代生于萨拉热窝。二十八岁流亡美国。他花了七年时间学习英文写作， 终于在1999年一鸣惊人， 发表第一篇英文短篇小说《岛屿》（Islands）， 入选当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2000年， 他又以长篇小说《无家可归者》（Nowhere Man）获NBCC图书奖和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

他的作品充满硝烟味和血腥味。然而， 不同于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不同于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 他的独特之处，是他把恐怖和死亡当闲话讲述的幽默。

也是漂泊诗人， 也是布鲁诺问题， 然而在黑蒙小说中，恐怖被家常化了， 残忍被牧歌化了， 正如形式主义批评常常讲到的“陌生化”，他让人们从新的视角来观看这些被人谈烂了的话题，就拿〈岛屿〉这篇小说来说吧， 开头我们看到的是牧歌似的场景：那一家三口本来是到这个风光旖旎的小岛旅游兼访友， 主人家以追忆往事来款待他们。那些故事以猫鼬取代蛇成为岛上一害开始， 继之以斯大林集中营佚事， 一个比一个悲惨， 一个比一个恐怖， 可是讲者和听者置身的却是蝉声连绵的葡萄架下， 背景是遍布游客的海滩。

那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小说的叙述者， 听着听着这些故事，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无法将那么恐怖的故事与这么静美的现实并置，只好一再简化讲故事的背景， 最后干脆把它变成一句话：

“以下是朱立叶伯伯告诉我们的故事：”

两种反差如此巨大的场景并置在一篇一万字左右的小说里， 效果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还不到位。简言之， 由于这两种场景在小说里交替变换得太快， 让人还没来得及笑又要哭， 没哭出来又想笑。浪漫的岛屿之旅就这样淹没在狰狞的塞尔维亚战争故事中， 听来比海明威描写战争的冷血陈述还要冷血。那位文坛硬汉只用一个简单句便将五万人的死亡一笔带过。而在黑蒙这里， 有上百万牺牲者的惨剧，只不过是一则葡萄园里的闲话，而且是由一名幸存者轻描淡写道来。这真是加强版的“却道天凉好个秋”，欲说还休的，何止是愁。

结果，当我读到结尾时这样的字句：

“家里的猫已经一个多星期无人喂养， 牠的形容憔悴， 就快饿疯了。我唤牠， 牠不肯到我身边， 只是用一种怨入骨髓的眼神看著我。”

我觉得我这时的表情可能与那只猫相近。

那些堆积过重的苦难， 无法用任何言语撑住， 故事还没讲完就轰然倒塌， 化为幸存者脸上一个惨然微笑。 所以这些短篇小说都有一个或轻灵或直露的标题： 〈手风琴〉、〈闲话家常〉、〈一枚硬币〉、〈恐怖份子阿方索·考德斯〉， 等等。

读这些小说我再次理解了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存在的理由，复杂的人生在这种体裁里才可以被最大程度地简化，呈现在现实与虚构之间。

你想呀，假设生命是从A点到B点的一段距离，当你历尽劫难到达B点时：

“每件事物都忽地消失掉， 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你抹开额头上汗湿的头发， 深呼吸， 把手放进口袋， 说不准你是不是会摸到一枚不值钱的硬币； 一枚硬币。”

经历过一次次政治运动劫难，经历过这三年疫情，处身在这依然人来客往的机场，想起这段话，我觉得它简直是预言，也是寓言，当大家谈起刚刚过去的惨痛故事，也都会是那名集中营和战争幸存者闲话家常的口气吧。

（获作者授权转载自Facebook帖文。图片及标题为编辑所拟，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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