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赴中国投身大熊猫研究 为何纪录中弥漫哀伤愁绪？｜王璞
关于大熊猫我知道得够多的了吧？这是看到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最后的熊猫》（编按：繁体版译名为《最后的猫熊》）这本书时我的第一反应。可是瞟一眼中译本序中的作者介绍，好奇心动了：“夏勒博士曾任纽约动物协会保护部主任，是国际著名的保护生物学家。先后研究过非洲大猩猩、狮、印度虎以及喜马拉雅野山羊等物种。在中国，夏勒与我合作研究卧龙的大熊猫更达五年之久。”
文：王璞｜原题：《最后的熊猫》
有外国学者参与中国大熊猫研究？还长达五年之久？
老实说，在纪实写作，尤其是有关中国的纪实写作方面，我绝对的崇洋媚外。国人思想禁区太多，且深受革命大批判思维和语言影响，他们笔下的所谓纪实只能姑妄听之。豪言壮语套话废话太多，写光明就灿烂辉煌，写黑暗就呼天抢地，这种文风纪梦还凑合，纪实则令人生疑。
读过彼得·海斯勒（何伟）《中国三部曲》、麦克尔·梅尔《再见老北京》、马修·波利《少林很忙》等洋人的中国纪实，我对国人写的纪实文学就更不屑一顾了。好吧，现在就来看看这位外国专家怎么写熊猫。这本书是他1980年至1985年在四川跟踪研究大熊猫的纪实。
我作好了读一本学术式流水账的准备，可是只读了第一章，本来懒洋洋半坐半靠的我，渐渐坐直，惊艳！如此密集的信息，却以如此节制的文字表述，而且流露在字里行间的那一种诗情画意，令人动容。
赶紧放下书去网上“人肉”夏勒其人，看看这是何等神圣。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夏勒在世界动物学界是神一般的存在，他是保护野生动物的先驱。当今世界头号大猩猩专家、狮子专家、老虎专家，都得叫他一声“前辈”。他不仅为抢救中国大熊猫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堪称藏羚羊的救命恩人。当他八十年代后期获准进入西藏研究藏羚羊时，这种一度漫山遍野的动物正濒临灭绝，从大约一九八五年开始，为采集牠们的羢生牟取暴利，牠们遭到了大肆屠杀，数目锐减90%。是夏勒持续两年的野外跟踪研究，揭开了藏羚羊急剧消失背后的血腥真相，促使欧美禁止有关交易，并促使中国建立了羌塘自然保护区。
关于这，他也写了一本书。事实上，迄今未止，他一共写了十六本书讲述他的野生动物研究，其中有两本书成为脍炙人口的畅销书，这本《最后的熊猫》就是其中一本。
我一口气把《最后的熊猫》读完，从中至少了得知了三件事：
一，大熊猫的眼圈为甚么那么大那么黑？不是为了卖萌，而是为了吓人。因为牠们本是遗世独立的君子，爱好自由和清静，天真地指望用这对假装的大眼吓走破坏牠们安宁的家伙。被人圈养到动物园里的大熊猫也许得到了稳定的食物和安全保护，但是尊严荡然无存。脱离了固有的文化，牠们生活虽然平静，却变成一场空洞的悲剧。所以你若细看那双眼睛，便会发现：除了警愓之外，更有深深的忧郁。
二，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英美牵头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便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帮助中国启动科学有序的大熊猫研究，派出他们的顶级专家，建立起大熊猫研究中心。
三，大熊猫的生存危机，主要不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变化，牠们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人类。是人类的野蛮扩张造成了牠们的困境。
夏勒的五年熊猫研究，跟他在非洲、印度和美国作的野生动物研究一样，致力于将捉获的野生动物放归山野。然而在中国，他失败了。只好黯然离去。人们说，在他的十六本书中，《最后的熊猫》是最悲伤的一本。我感觉也是这样，悲伤、忧伤、哀伤的情绪弥漫全书。最难忘是离开大熊猫基地的那一天，经他力争放归山林的大熊猫珍珍突然在他面前现身：
“我发现她蜷着身体坐在一块爬满青苔的大岩石上。脑袋低垂，嘴埋在交叠的前臂里。我悄无声息挨近到距她四十五英尺处，静静等候。她擡起头，满不在乎地看看我，转背对我，斜倚着身子，照旧睡她的觉。在她无视我存在的态度中，带着惊人的自信和自由。两个半小时后，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她举臂挡住脸，伸伸懒腰，打个大呵欠，爬下岩石，开始嚼竹笋。我至此离去，而她的身影在幽暗竹林中发出柔和的光辉，象飘飘而落的雪花，融化在森林里。”
不绝如缕的依依别情，使人黯然神伤。
（获作者授权转载自Facebook帖文。图片及标题为编辑所拟，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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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璞生于香港，长于内地。上海华东师大文学博土。一九八零年开始写作。一九八九年定居香港。先后作过报社编辑和大学教师。二零零五年辞去大学教职，专事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女人的故事》、《雨又悄悄》、《知更鸟》、《送父亲回故乡》；散文集：《呢喃细语》、《整理抽屉》、《别人的窗口》、《香港女人》、《图书馆怪兽》、《小屋大梦》；长篇传记：《项美丽在上海》；文学评论：《一个孤独的讲故事人—徐讦小说研究》、《我看文学》、《散文十二讲》(此书内地版改名为《作文十二讲》、 《小说写作十二讲》、教学参考书《现代传媒写作教程》等。长篇小说《补充记忆》获天地图书第一届长篇小说奖季军，长编小说《么舅传奇》获天地图书第二届长篇小说奖冠军、第六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