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招牌到名片　《香江墨迹》擡首探寻城市街巷间的宝墨｜开卷乐

大字招牌与五彩斑斓的霓虹，交错于栉比鳞次的建筑间，漫游香港旧街头，不难望见一列列商户招牌林立，争夺途人视线，书法字体的钩点撇捺间，又有几分圆融和气的雅量。《香江墨迹》一书四册，收录区建公、谢熙、卓少衡和黎一鸣四位上世纪三十至八十年代香江书法大师的墨宝，从招牌到名片，循迹溯源，探寻一代艺道前辈开拓的文化河流。
文：香港电台开卷乐｜原题：《香江墨迹——构筑香港的书法》：擡首回首，城市街巷间的宝墨

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开卷乐》由郑政恒、黄怡、邹芷茵、唐睿主持，逢周六晚上8时30分至9时，港台第二台播出。节目重温 :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541

作者黄宣游谈及“墨迹计划”的缘起：疫情期间，事务暂缓，静下来时，他忆及学习书法十余年，起初是受城市中的秀丽书法吸引，于是著眼香港招牌、石刻、碑铭等背后的故事。

“墨迹”本来研究中国应用书法艺术在香港如何与城市互动，但受上世纪三十至八十年代商业书法的模式启发，黄宣游转而聚焦在“书法艺术如何普及普罗大众”，并精选研究上述四位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

招牌界的佼佼者

早期，前清翰林或多或少抗拒为工商挥毫，于是不少工作被转介至较年青的后辈，而最为人熟知者，乃书法招牌大师区建公（1887-1971）。

区建公的商业书法提供多达二十八种书体，其中以北魏楷书最受青睐，商户尤好其字形舒展、夸张，即使距离较远仍瞩目突出。字体越大，保留笔势和结构越困难，在未有放大缩小和复印技术的时代，擅写大字的区建公于早期商业书法界一枝独秀，其落笔运腕得劲，疏密有致，用于招牌商标，特别为人注目。

区所书的最大招牌字究竟位于何处呢？黄宣游忆述：“半年前（二三年末），我们偶然看到台南的木雕老字号‘陈雕刻处’将第三代招牌分享至社交媒体，一见，我们便认出‘万邦’二字与区老师的笔迹相近，考证之下，确信是区建公亲迹。每字逾六英尺，所费的时间和墨水都相当多。”

至四十年代，谢熙（1895-1983）从广州迁居至香港，在商业书法界崭露头角。谢熙的出现丰富了市容的书体。以校名为例，往昔多以楷书题写，精通汉隶书的谢熙以这款敦厚古朴的书体带来新貌，其稳重硬朗的书风，尤受学校、茶楼、发展商等欢迎，如“路德会吕祥光中学”，便便是出自谢熙的手笔。彼时，各式书风百花齐放。

转危为机 乘印刷术推广书法

六十年代，活字印刷的出现，使商业书法家的生计岌岌可危。然而，卓少衡和黎一鸣两位书法家，却能乘势而起。

卓少衡（1923-2005）早年从事印刷业，凭借人脉，他与黎一鸣到印刷厂接触到海德堡印刷机，发现活用海德堡风喉照镜机的原理，能克服原稿难以计量出理想尺寸的窘境，以三倍缩印出书法卡片。而且，不同于其他语言（如日语），一套汉字字体需几千字形才可应用活字印刷，擅书的二人于是乘著优势，广推手写书法汉字卡片。在数码时代来临前，这种卡片风靡近二十年，此况在华文界中属香港独有。

足球与书法的奇妙“联乘”

黎一鸣（1935-2017）是四位书法家中，唯一净以商业书法维生的前辈。他时年十八已矢志入行任书法代写，因此深谙灵活的营业之道。他设立了自家一套收费标准，标明各类项目的收费和交稿期。

工余时，黎一鸣便化身小型足球队的守门员，不只组织“一鸣书法足球队”，他更曾担任九龙小型足球总会副主席。关于“书法界的足球员”，坊间流传一则趣闻：有说，黎一鸣与裱画师凌宝儿相识，书法与足球的奇妙结合启发了凌宝儿的儿子——周星驰，构思出由其创作及主演的《少林足球》。

城市景色日新月异，万物变迁。黄宣游在书中自序慨言，保育未必追得上时代的步伐，但其团队希望能尽所能，记录一些书法家的作品和逸事，将历史的留痕继续拓印、传承。书法家将他们钻研的技艺引进应用艺术，沿着此脉，为香港视觉文化留下重要的一墨。

（本文原刊于报章专栏《开卷乐》，此为加长版。图片及标题为编辑所拟，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