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公共交通策略研究》 欠缺的正是整体策略

撰文: 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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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运输及房屋局上周三(6月7日)公布《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报告,为未来公共交通发展定下策略方针,虽然报告中的不少建议,确实回应了一些社会上对改善公共交通服务的诉求,但是,每天都要承受交通挤塞、长时间通勤之苦的香港人,恐难因此“脱苦海”。皆因这份报告仍未摆脱“头痛医头”的官僚思维,港府必须针对交通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对症下药,始能打破港人要日复日、年复年,将宝贵时间浪费在路上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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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报告内共有67项措施,当中有14项属全新措施。平情而论,若说这份报告一无是处,并不公允,因为报告中提及的一些措施,社会确已争取多年,政府愿意认真研究检讨,是一件好事。例如政府在报告中提出,随着新界西北区人口不断上升,会研究是否需要兴建新的铁路直接接驳市区,要知新界西北区居民多年来都争取兴建新铁路,但一直纠缠在铁路走线、造价、成本效益等难题上,一直拖拖拉拉。此外,报告亦提出增设巴士转乘站,开拓较舒适的新式长途巴士服务等,若这些建议能逐步实现,一些每天要跨区上班上学的市民,应会视之为好消息。然而,就算这些政府建议的措施能一一实现,是否意味香港人的通勤之苦,就可以得到解决?这个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报告未有就着香港交通的其中一个深层次问题,亦即塞车的问题,提出解决的策略。

事实上,香港人经常要面对塞车之苦的主要原因,是路面的车辆愈来愈多。过去十年间,本港已领牌车辆数目已由50多万辆,到今年3月为止已超过75万辆,根据交通咨询委员会的资料显示,近年本港市区平均行车速度不断减慢,部分主要路段在早上繁忙时间的行车速度仅约每小时十公里,甚至更慢,亦即较一般成年人每小时四至五公里的步速,仅仅快了一点点。随着车辆数量每年以约3.4%的速度增长,但道路总长度同比增长可能只有约0.4%,预视塞车问题势必愈来愈严重。

因此,只要车辆增长速度依旧,路面上将会愈来愈多车辆行驶,就算公共交通服务作怎样的改善,例如座位舒适一些、班次频密一些,市民所承受的塞车之苦,仍然会不断恶化。而今次报告对如何缓抑汽车数量增长,只有片言只语,表示会“积极从多方面纾缓道路交通挤塞情况”。

惟撇开“积极”、“多方面”这些空洞的言词,当局的跟进措施,只是就着已经研究了30多年的电子道路收费计划,又再进行“深入的可行性研究”,长期困扰香港的商用车辆泊车问题,又要再研究两年,至于最关键的控制私家车数量增长问题,又以一句“继续研究”敷衍过去。

要知早在2014年初,运房局已就本港交通挤塞的问题,委托交通咨询委员会进行研究,有关报告早在2014年12月出炉,但两年多后的今天,报告中的不少建议,至今仍然被政府冷待,例如交咨会曾明确建议,应该提高私家车的首次登记税和牌照年费,以直接遏止私家车增长。但结果是政府就这项建议只是做了一半,就是在今年初宣布取消电动车的首次登记税宽免,却没有一并调高燃油私家车的首次登记税,导致购买电动车的成本大增,不少购车者转为购买燃油私家车,不但未能从整体上遏止私家车数量增长,且更多人购买燃油私家车,只会令路面废气问题更趋严重,无论从解决塞车,以至改善污染的角度,都是一个愚不可及的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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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车问题是不少大城市的通病,能否从根本着手,缓抑私家车入手,端视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施政魄力。就如与香港一样地少人多的新加坡,该国政府便提出了抑制私家车增长的明确目标,继2012年8月起将汽车增长率定在1%,最新的目标更进一步降至0.25%的增长,并以“拥车证”配额竞投制度,大幅提高购置私家车的成本,同时透过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推出非繁忙时段车费优惠等,多管齐下吸引当地市民放弃买车、多使用公共交通服务,令当地塞车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在在证明透过控制私家车增长以解决塞车的问题,非不能也,只是视乎政府为与不为而已。

而相比控制私家车增长,曾否有官员思考过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何每天有大量市民,要由全港各区涌到中环一带的中心商业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上班;下班时又要从中心商业区逼车逼人,花极长交通时间回家,令香港每天上下班时间都上演“人口大迁徙”?

这个情况更有数据上的支持。根据政府统计处的2016年人口普查结果,新界在职人士要跨区上班的比例,由1996年的44.3%,升至去年的49.5%,考虑到20年来新界居民人口明显大幅增长,每天需要由新界区到市区上班的人潮,实际增幅应该更加显著,客观结果是公共交通运输系统的负荷愈来愈沉重,市民亦要花更多时间、金钱在每天的上下班通勤之上。

造成这个局面,显然是政府的城市规划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过往香港的城市发展策略,往往是住屋与产业发展相辅相成,例如在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发展观塘区时,政府除了筹划兴建公共屋邨之外,同时亦大力发展该区的工业区,既为当区居民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亦为香港的产业发展,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源配套,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动力。其后如荃湾亦循“自给自足”的卫星城市发展概念,以住屋与产业配合作市镇规划。

只是到了屯门新市镇发展,这套卫星城市的发展模式开始出现问题,就是随着香港的劳工成本上升、工业逐渐北移,屯门的工业发展屡振不兴,造成大量该区居民要跨区寻找工作机会,加上当初屯门的卫星城市设计,令该区对外交通容量相对有限,需要跨区上班的居民苦不堪言。有了屯门这个“失败”的教训,其后港府在规划其他新市镇时,例如天水围、东涌等,都变成以居住为主,并辅以其他交通设施配套,每天将居民“送”到中环一带的CBD上班。

当年政府因为屯门经验而因噎废食,就是今天大量香港人每天都要经历“人口大迁徙”的主要原因,就算政府再设法提升公共交通服务的质量,加开几多条跨区巴士线、多建几多条接驳新界与市区的铁路线,都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反而只是不断地加强现有中心商业区的重要性,令更多市民要涌到该区就业,政府又得筹办更多长途公共交通路线,造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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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要打破这个困局,政府就不能继续头痛医头,因循地以公共交通政策的思维处理问题,而是要从香港的城市规划高度,谋求从根本上解决难题之道。政府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拉松”整个城市,由现时以中环一带作为中心商业区的格局,变成“双CBD”,甚至是“多心型”的城市规划架构,将中心区的功能分散到不同区份,从根本上纾缓城市核心区域的负荷。

这个概念,并不是什么划时代的突破性构想,而是不少人烟稠密的国际大都会都正采取的成熟规划模式,例如港人熟悉的东京,除了传统的银座、丸之内一带的中心区域,还有多达七个副都心,并透过四通八达的铁路运输网络,将整个城市有机地连贯起来。

试想,如果香港除了中环一带之外,在其他区份例如新界东北、新界西等,亦有一个副都心承载部分中心商业区的功能,将一些政府大楼迁进该区,吸引各行各业进驻,以至在完善的产业政策规划下,将这个副都心作为香港发展新兴产业的重镇,创造大量的实体经济产值以至新的就业机会,既令不少新界区的居民毋须再将时间、金钱虚耗在没完没了的“人口大迁徙”之中,更为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引擎,才是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治本之道。

或许这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就是运房局只管运输和房屋两项政策,若要将交通问题提升至城市规划、产业政策的高度解决,运房局根本应付不来。这个说法确是事实,但非事实之全部,因为政府的管治团队,从来都是一个整体,特别是当初设计问责制的时候,各个司局长亦成为行政会议的当然成员。根据时任特首的董建华的解释,这个安排的目的就是要所有司局长“直接参与制定政府的整体政策,决定政策推行的优先次序,协调跨部门的工作事项,使到施政能够更快捷、更全面回应社会的诉求和切合市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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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各个政策局的领导者虽然由公务员改成政治任命官员,但是各个问责班子的官僚习气仍然未改,局长往往困在自己分管的政策领域思考,而不懂得从香港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考虑,司长以至特首更对这种政策局之间各自为政的作风未加改变整合,今次运房局的《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报告,正正是这套官僚作风下的产物。

因此,无论是解决香港的交通问题、住屋问题、产业发展问题等等,候任特首林郑月娥都必须打破各个政策局各据山头的局面,以一个政府、一套班子的思维,集合整个团队之力为港人解决种种盘根错节的深层次结构矛盾。此虽说易行难,但林郑月娥既表明要树立施政新风,除了重新团结社会,如何团结目前犹如一盘散沙的问责班子,将是她上任后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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