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新冠疫症蔓延是社会不公肆虐

上周三（1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特首林郑月娥的述职视像会议中，直言对香港第四波疫情“很关心、很担忧”。环顾两岸四地，澳门早已清零300余日，台湾和内地疫情也大致受控，民众工作出行未受影响，唯有香港反反复复，第四波疫情更是缠绵近两个月仍未见有消退之势。这其中除了防疫措施的不力，究其根本，还在于香港政府未能意识到这不仅是场医学的疫症，更是社会不公的疫症。

疾病面前是否人人平等，成为新冠疫情爆发一年来萦绕在人们心头的疑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显示，相对于白人0.23%的新冠肺炎感染比例，美国拉丁裔和非裔的感染比例分别达0.73%与0.62%。在香港，贝沙湾、半山等豪宅区虽然不时出现确诊个案，但油麻地、佐敦等地显然病例更集中、疫情更严重，甚至成为香港首个须封区检测的区域。

面对美国不同族群感染新冠肺炎的比例差异，有人认为是因为非裔人士卫生防疫意识差，“自作自受”。类似言论同样出现在香港，网上便有不少评论认为佐敦少数族裔不注重卫生、缺乏防疫意识，甚至还出现“（南亚人士）不会主动检测”的不实指控，更有人无理拒绝南亚裔外卖员的配送。这些评论何等偏颇，从客观数据可见一斑。

美国2019年经济统计显示，非裔人口的总体贫困率为18.7%，白人则为7.3%，这一差距在低于18岁的年龄段被拉大，非裔为25.6%，白人只有8.3%。从幼年就开始的财富不平等，造成了教育、健康等各方面的差距。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最直接的例子便是非裔、拉丁裔家庭因为贫穷问题，不得不多代同居，又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出外工作，增加了受感染的机率。也即是说，财富、教育、医疗、就业等各方面的社会不公，增加了基层人口暴露在感染环境下的客观机率，这绝不是增强个体防疫意识便能弥补的差距。

疫情面前　并非人人平等

同样，佐敦封区表面看来是因为政府前期强制检测不及时、检测范围不足，但实际上，区内人口构成及其社区环境早让其防疫“先天不足”。佐敦爆疫初期，不少确诊居民或为将蓝隧道地盘、中九龙干线群组的工友，或为他们的亲友。这正显示，由于该区基层人口众多，大多从事地盘、餐饮等工作，难以居家办公，增加了感染机率。同时，基层工作者或物资贫乏，或忙碌，或文化程度不高，未必有足够物资和资讯应付防疫需求。

另一方面，该区唐楼林立，㓥房云集，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机会。比如，个案较为集中的新填地街26号便是一幢超过六十年楼龄的老式楼房，与其相邻互通的20至24号楼房同样是老式唐楼，空间挤逼，又缺乏管理，楼梯间多摆满杂物，以至于20至26号楼居民共用同一个楼梯出口。香港测量师学会前会长何巨业便指出，26号楼污水渠未必每层安装反虹吸喉，坐厕冲厕时水封位或失效，居民不仅需要时常忍受臭味，更不排除病毒经渠管入屋。可见旧楼内部空间狭小，通风不便，设施共用比例高，加上喉管渠道多不符合卫生标准，增加了传播风险，不是靠居民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就可抵御的。

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基层不得不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这正是我们说的疫情面前并非人人平等。

我们当然可以从公共卫生管治的角度去处理这些问题，比如加强强制检测，甚至封区检测。但若只能从医学角度去理解防疫，洞悉不了造成不同群体染疫机率不同的社会结构问题，那么，公共防疫措施的有效性、针对性终将有限。因为社会资源不均造成的弱势防疫困境，并非市民靠个人力量便可抗衡。就好比政府一再收紧公共场所的社交距离限制，但市民下班回家，唐楼狭窄、不透风和不合格的渠管都让社交距离限制功亏一篑。这也是为什么防疫明明需要官民配合，而我们一再强调政府角色的原因。因为社会不公导致部份群体处于防疫弱势、甚至失效，只能通过政府进行“二次分配”，扭转结构性不公，才能药到病除。

然而，香港政府显然没有意识到隐藏在疫情背后的社会问题。上周三，林郑月娥发放的《抗疫一年总结经验》，虽名为经验总结，却只停留在总结陈述，甚少反思防疫举措的漏洞，更别提洞悉社会结构矛盾是催化疫情的助燃剂。香港政府不仅平日缺乏“二次分配”的魄力，没有解决土地、房屋、退休保障等问题，在防疫中也未能平衡各方利益。以佐敦封区为例，当受限区有居民可能被扣减人工，政府除了呼吁雇主体谅，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规管和帮补，显然没有平衡基层雇员和雇主在这一强制措施中所受的影响。

基层重创　加剧社会不公

政府意识不到疫情背后的社会不公，因此既难做到精准、高效防疫，反过来更让社会结构问题随着疫情蔓延而加重。上周一（1月25日），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发表报告指出，无论是弥补疫情损失的速度，还是疫情下的财富增减状况，贫富两极都在奔向不同的方向。全球最富有的1,000人仅以九个月时间弥补疫情期间全部损失，但最贫穷的人口可能需要超过十年时间才能复元。当世界各地失业率都在大幅上升时，全球亿万富豪在去年3至12月期间加起来的财富，暴增了3.9万亿美元。

显然，基层相较白领、富人更容易受疫情影响。以在家工作为例，基层从事的地盘、餐饮行业都难以实现在家工作，也令这些行业在疫情下失业率相较办公地点灵活的行业更高。政府最新公布的2020年10至12月失业率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失业率为10.6%，“餐饮服务活动”失业率为13.8%，“建造：楼房装饰、修葺及保养”失业率更高达14.6%，均远高于整体平均水平的6.6%。

政府漠视基层在防疫中的困境，比如工作上很难居家办公、财政上缺乏抗风险能力、住房环境更易播毒等，更不用提针对基层困境提供切实的就业保障、经济援助或住房改善和安置措施等。这一方面积累民众的不满，难以团结社会上下、齐心抗疫；另一方面，这种“放任”长远会影响社会结构的健康和在未来天灾人祸面前的抗压性。然而，相对于乐施会呼吁各地政府透过更公平的税收政策等方法有意识地“二次分配”，香港政府却没有这样的远见。面对疫情下月月攀升的的失业率，政府只推出漏洞百出、被视为偏帮雇主的“保就业”计划；政府虽手握千亿财政储备，却坚拒提供失业救助，只知道让基层百姓走到山穷水尽时领取综援以“吊命”。

疫情爆发一年有余，在最初的慌乱、惊恐之后，我们必须沉住气，思考过去有哪些问题、未来又有何挑战。香港疫情反复的背后，固然与防疫措施不到位有关，然而，为何一年过去，防疫措施的制定仍漏洞百出？这背后正是政府思维的盲区。他们没有意识到疫情只是催化剂，让过去隐藏在灯红酒绿下的贫穷、歧视、住房等社会问题直陈众人眼前。短期来看，政府防疫措施需要更多地考虑基层需求，譬如思考如何保障基层生计，让他们可以安心居家抗疫；又例如政府是否能够提供基层防疫物资补贴；又或者与业界商讨能否在短时间内改善所有的老旧喉管，如果不能，能否另觅地点临时安置㓥房住客等。长远来看，政府必须扭转“小政府”思维，加强“二次分配”的意识，既要释放棕地、农地等解决住房问题，也要建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让社会老有所养。社会唯有渐趋公平，才能愈加稳健，更能经受住天灾人祸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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