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打破自由市场迷思 　政府思维必须创新

特首林郑月娥上周三（9月4日）提出四项行动，包括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试图纾解持续数月的政治冲突。必须指出，今次政治动荡暴露了当局管治失效、民众不信任政府，示威者的怒火已不止于政府强硬推动修例，因此不会随政府撤回修例而罢休。假如政府希望从根源上“拆弹”，必须痛定思痛，凝聚改革共识，抓紧时机推动社会改革。不然，持续及更大规模的管治危机可能成为常态。

《香港01》一直提醒香港政治精英，香港正面临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管治团队必须认清前进方向。林郑月娥在上周三的电视讲话中，承诺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和学者，就社会深层次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及检讨，并向政府提出建议。特首明白香港需要改革，当然值得肯定，可惜她依旧停留在“研究”、“检讨”的层次，未免后知后觉，跟不上时代要求。

正确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我们不厌其烦地指出，回归以来连场政治冲突实际上只是表征，真正根源是深层次结构矛盾迟迟未获解决。当局必须重拾领导力，肩负了解情况、阐明挑战、谋划未来，以及切实执行的重任。具体而言，它应以积极而非回避的态度，透过“思维创新”，带动“政策创新”，解决房屋等一系列民生问题，为普罗市民，特别是年轻人提供创业等上流机会。若非如此，香港将继续原地空转，难以向前迈进。

一提起“重拾领导力”，许多人也许觉得太空泛，而且太理想主义，但香港其实不乏先例。例如战后的港英殖民地政府长期不作为，拒绝直面房屋、教育、贪污等深层次结构矛盾，再加上内地难民潮这个外因，最终酿成“六七暴动”。1971至1982年担任港督的麦理浩没有萧规曹随，而是摆脱原有官僚习气，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包括落实十年建屋计划、开拓新市镇、实施九年免费教育，以及成立廉政公署等，令香港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令人扼腕的是，英治末期亦滋生了一种“大市场、小政府”逻辑——迷信市场万能，把政府怠政合理化；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更将香港推向民粹政治，明明自己就是英国委派的殖民地总督，却俨然成为民主化身，把香港的困局只定义为“选举”，甚至不惜让香港政制在回归后推倒重来。彭定康作为选举型政客，当然懂得如何取悦市民，但试问香港人会记起他什么政绩？

港英在经济上毫无作为，加上彭定康大搞民粹政治，对香港产生深远影响，回归后的香港亦难以摆脱这种影响：政府施政总是向商界，特别是地产商倾斜，例如出身港英公务员体系的曾荫权和林郑月娥先后出任特首后，一直不敢向地产商“叫板”——前者停建居屋，后者拒绝全面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兴建公屋，对基层住屋困局不闻不问；而泛民主派亦用意识形态偏见思考问题，只懂得拿“普选”做文章，独沽一味，对社会转型的各种挑战毫无讨论，致使香港市民的整体利益被严重忽视。

林郑月娥在麦理浩年代成长，肯定感受到当年的积极变化，并且明白这种积极变化其实源于麦理浩的强大“领导力”，何以她本人却毫无魄力撼动深层次结构矛盾？当然，昔日香港和今日香港的情况千差万别，林郑在推动改革时不应盲目抄袭，而是必须推陈出新。在这方面，特区政府看似早有认识，实则似懂非懂，关键在于它的脑袋未有真正“创新”。

广建公屋惠及民生回购港铁下调车资

住屋问题便能揭示港府思维滞后的弊病：当局一方面“呻”难以觅地，埋怨土地供应不足，另一方面却容许四大地产商垄断土地资源，任由它们囤积一千多公顷闲置土地，继续成为主导土地与房屋发展的力量。正因当局“精神分裂”，不敢触碰地产霸权的既得利益，才会导致今天住屋供应紧张的情况。

《香港01》多次指出，政府其实有很多“板斧”解决问题，关键是当局能否正确认识自身角色。最能解决居住问题的方法莫过于全面收回上文提及的粉岭高尔夫球场，并在原处兴建公屋。与此同时，当局可建立土地储备基金，全面收购农地，亦可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闲置土地，大量兴建高品质的公屋，彻底从破败的地产经济中解放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人。除此之外，取消丁屋和棕地政策，推行具针对性的住宅租金管制、强化空置税、考虑建立资产增值税等，皆可彻底改变地产经济的结构，重构港府在土地和房屋政策上的角色。

另一个揭示港府脑袋仍未“创新”的例子是港铁私有化。港铁私有化本身就是“自由市场”逻辑的产物──时任运输局局长吴荣奎在1999年向立法会推销地铁上市时声称，地铁在注入私有股本后更能紧贴市场规律运作，有助提高服务效率和质素。最终事实却惨不忍睹：港铁由原先服务公众变成服务一小撮股民，在“牟利”的动机驱使下连年加价，令市民深受其害。必须强调，港府以服务市民为宗旨，同时是持有港铁75%股权的大股东，它却任由后者剥削市民，增加出行负担，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为此，我们曾提议政府全面回购港铁，再透过“两蚊搭港铁”等资源再分配政策，大幅纾解市民的生活压力。

公屋供应不足和港铁“私有化”只是港府其中两个败政的例子，充分证明了自由市场之弊，因此政府实在没有借口逃避“二次分配”的责任。事实上，在很多国家，类似广建公屋和回购地铁的概念根本不算新颖。例如新加坡早就懂得兴建大量廉价房屋，因而就算私楼房价高企，却没有住屋困局；瑞典斯德哥尔摩交通公司由省议会全资拥有，乘客毋须缴付高昂车资。珠玉在前，港府只须突破原有思维，稍为“创新”一下，民生困局便会明显好转。

改变始于正确认识思维创新助拓新局

港府是否在认识自身责任上有所突破，是香港能否开拓新局的关键。众所周知，香港过度侧重地产、金融业，经济结构“容量”不足，窒碍其他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怀有“另类想法”的青年根本没有太多选择——他们未必有能力或兴趣当医生、律师，当中部份人被迫从事地产、金融业，但郁郁不得志；另一些人则投身创新科技、艺术创作等产业，做一只艰苦的开荒牛，并默默承受开荒失败的风险。试问在这种环境打滚的年轻人，怎会不感到冤屈、满腔怒火？

反修例运动爆发以来，部份“成功人士”动辄指摘示威者为“废青”，却从不反思为何政府没有为年轻人创造上流机会。今次反修例冲突的教训极为深刻，倘若政府执迷不悟，继续死抱“不干预”教条，拒绝推动产业多元化，为市民特别是青年营造较理想的出路前景，社会怨气将无法消弭，香港只得在原有的结构中沉浮。

新加坡、深圳的经验证明，只要政府主动筹谋，积极规划新产业蓝图，社会便可焕发生机。《香港01》一直认为港府有条件做得更多，包括为年轻人提供更慷慨的政策优惠、财政补贴，让他们通过创业释放潜能，达致人尽其才。即使退一万步，年轻人创业失败，起码有公屋遮头、有廉价港铁可搭，怨气未致于太大，未必重演“占中”、旺角骚乱、反修例抗争等政治事件。

香港在这个夏天经历了回归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冲突，所有热爱这个家园的人都明白，香港已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但改革不能没有前提和方向，必须建基于正确认识。麦理浩曾展现的领导力，是值得林郑月娥效法的精神资源——她必须摒弃不合时宜的“小政府、大市场”思维，以无比魄力撼动深层次结构矛盾。假如港府继续活在梦中，拒绝透过政策创新，为市民建造可以一展所长的舞台，那么香港便难以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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