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管治团队离地万丈　重拾领导力刻不容缓

特区政府停止《逃犯条例》修订工作以后，香港乱局未见平息，社会迟迟无法重回正轨，这是任何热爱香港的人都不愿看到的。既然问题出现了，那就应该解决，但第一步是弄清问题根源。我们在上两期社论中指出，近期的连场冲突只是社会困局的缩影，其根源在于深层次结构矛盾极其严峻，而经济更是这种矛盾的中心。当局理应摒弃不合时宜的管治思维，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为香港建立一个全新的经济结构，借此化解深层次结构矛盾。假如港府继续不作为，对问题听之任之，香港只会继续折腾。

可叹的是，执政者依旧活在梦中。特首林郑月娥上周一（7月22日）见记者时，承认政府“有些工作做得不好”，“施政令社会有些怨气”，表明官员“希望找到怨气的根源”。在香港经历连场警民冲突后，市民怨气无以复加，林郑居然还停留在“寻找问题根源”，而非“解决问题”的阶段，其政治触觉之迟钝、对社会经济问题认识之不足、执政能力之低下，实在令市民欲哭无泪。

政府令人失望，作为执政盟友的建制派也“不遑多让”。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出身公务员体系的叶刘淑仪上周二（7月23日）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晤时，提议以免审查形式，向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8,000元津贴，与“基层市民共渡时艰”。《香港01》曾多次批评，“派钱”看似慷慨，潜意识里只反映政府认为可借此麻痺市民，将市民当作猫猫狗狗，只知道索要猫粮狗饼。显然，管治精英根本没有能力直面深层次结构矛盾问题。各界必须质问执政联盟，香港已“衰到贴地”，为何仍弄不懂香港面对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

概念认知严重偏差企业绝非经济全部

何谓经济结构？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要弄清何谓经济。这个看似容易解答的问题，其实就是所有矛盾的起点。一些人认为，经济就是资源管理，或者是生产能力的管理，包括本地生产总值（GDP）的增减。这种观点并不准确，因为它把对经济的理解局限于对生产过程的简单认识上，而由于企业是生产的主导者，这种认识便把经济集中在企业身上，企业的蓬勃发展于是成为一些人眼中经济增长的前提，甚至是衡量经济表现的标准。这种理解当然是错误的。

经济当然与生产相关，因此亦与企业相关，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切面。以消费为例，它可以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消费，但更重要的是，劳动者在参与生产之后，透过增加自己的收入，分享经济成果。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如果一切理想，企业和劳动者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唯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在过去百多年，各个经济体不断面对各种挑战，不断进行改革，但即使这样，我们依然看到这些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各种冲突不断。

产业结构分配结构两者俱重不可偏差

经济改革不应只针对某个切面，而是应该改变整个经济结构，也就是彻底改变经济的运行方式。举例言之，日本就把战前以军工产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转变为战后以高端电子产品和汽车制造为主的制造型经济；台湾也在蒋经国治下，把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为以高科技制造为主的生产型经济。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值得参考—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建设，还是最近十年加快高科技制造式经济建设，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结构改革。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改革虽然是结构性的，但大多局限于“产业结构”，并没有触及“分配结构”。在生产以外，经济成果的分配经常备受忽略，但它是经济结构的关键部份，因为没有分配，经济根本无法形成良性循环，难以继续支持生产。

在早期的分配中，工资就是分配的全部，但由于资本家的逐利本质，企业处于竞争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很快变得不足以支撑劳动者的再生产。为了支撑经济运行，西方经济体不得不进行所谓“二次分配”。具体而言，这种分配主要通过对企业征税，再通过福利来实现。但尽管如此，不少国家依然被指“分配不公”，社会上绝大多数冲突就来自这种分配不公。这亦是多个发达经济体虽然进行了产业结构改革，却依然无法避免社会冲突频仍的原因。

新加坡能推动改革香港缘何踟躇不前

回到香港，政府从来没有妥善处理产业结构改革和分配结构改革这两大问题。先谈产业结构改革，香港产业结构从来都是被动型的，一直依赖外部环境变化：1950年韩战爆发，促使本港从转口贸易型经济转变为轻工业生产型经济；1978年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制造业逐渐北移，服务业成为本地经济主流。在上述两次转型中，港府严格而言根本没有主动推行产业结构改革，本港产业结构的调整，实际上都由外部环境变化所带动。

再谈分配结构改革。四大地产商垄断了房地产、零售、基建、电讯、港口，乃至金融等行业，基本上掌控了香港经济、民生命脉。地产霸权涉及庞大利益，当中的关系网更是盘根错节，而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更变相纵容许财团进一步坐大。

地产商垄断经济，其实不利分配：一来，这巩固甚至加剧本已存在的、资源分配严重不均问题，令贫富悬殊更趋严重；二来，地产主导的经济缺乏创新能力，以致香港无法通过增强创造力而提升生产效率，带动经济整体发展，遑论让更多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只要和新加坡比较，我们就可看到香港有多不济。两地经济规模相若，同属外向型自由经济体，而且都靠转口贸易起家。相异之处在于，新加坡从立国开始，一直根据世界经济变化，主动进行各种产业发展规划，其炼油、电子、化工、造船等行业，为不同时期的新加坡经济提供动能。相较之下，香港经济结构高度单一，驱动经济发展的动能严重不足。

香港的问题已去到惊心动魄的地步。以工资为例，其增长速度之慢，明显追不上楼价、租金、交通费的升幅。更令人扼腕的是，政府毫无进行二次分配的意识，以致香港的福利体系或许是发达经济体内最吝啬的。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出现“平行时空”：一方面，它有无数亿万富豪，港府亦长期录得财政盈余；另一方面，香港成为“㓥房之都”，许多基层市民苦苦轮候公屋，连理应安享晚年的老翁亦要“执纸皮”。

港府必须主动出击冲破阻力直捣结构

究竟是香港政府不认识香港的经济结构问题，还是她明知问题所在，却不认为有必要直视这些问题？这是社会必须探究的。《香港01》认为，有关问题早已清楚无误地摆放在大家面前，因此我们无法理解，为何港府仍旧活在梦中。

单从林郑月娥过去两年的工作，以及过往多年政府高层的表现来看，或许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管治精英”根本不认识问题，昧于形势，甚至是被“自由市场”、“大市场、小政府”之类的教条和意识形态所遮蔽，完全无视社会已经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即使林郑本身已被置于矛盾的中心。

当下，港府必先认识经济结构的挑战所在，从香港独特的问题出发，直面矛盾。在经济改革上，她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包括引导社会对这种经济结构调整进行讨论，继而建立共识，一起面对挑战。

具体来说，当局必须协助各个行业进行调整，逐步建立新兴产业的人才储备，为各种新型产业提供基建支援和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她必须管控传统利益结构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制约，包括高昂的租金；对于劳动者在经济转型过渡阶段内面对收入持续低迷的情况，政府理应提供各种纾缓措施，例如广建公屋、大幅调低交通成本，以及为老年人提供适切退休保障。同样重要的是，政府须全面改革教育体制，减轻教育成本负担，让产业发展与教育双轨并行，建立以人才和知识为本的新型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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