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民生是最大政治　政府须重构社会关系

源于修订《逃犯条例》的社会抗争爆发以来，警民冲突不断，社会严重撕裂，迟迟未能回复“安静”。恐怕没有人会否认，香港正处于深重的管治危机中。《香港01》认为，反修例所引发的连场政治冲突，实为源于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结构矛盾，经济民生是矛盾的基础，社会治理更是关键战场。各界必须认清，若要香港重新出发，克服上述矛盾是不能回避的，拥有“行政主导”优势、掌握大量资源的政府更是责无旁贷，必须发挥领导社会全面进行治理改革的工作。

如何化解弥漫于社会的焦虑、无奈、愤怒等负面情绪？政府必须承认，它过往对自身定位是错的，严重误判社会的发展轨迹。众所周知，自殖民地政府时期开始，港府长期奉“自由放任”为圭皋，在经济事务上死守“大市场小政府”、“积极不干预”等教条，对自由经济存在的弊端视若无睹、听之任之；在社会治理上，当局的认识同样存在误差，因为相对于今天香港的发展阶段及目前面对的民生困局，港府为市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属于社会治理范畴的各项工作都做得严重不足，以致许多应该解决的困难一直没有面对。

香港问题千头万绪，我们不妨从民生、社会治理、公民社会这三个互相关连的概念去梳理。

民生方面，它理应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初衷和根本。政府不应单从“生产”角度看经济，还须兼顾“分配”。把生产与分配结合考虑与管理，其作用就是要服务民生，如果不是要服务整体市民的生计，发展经济又有什么意义？民生绩效不理想，就像今天香港的情况，即经济发展成果（当然前提是经济有成果）在促进社会关系发展中没有发挥积极作用。

至于社会治理，首先就是政府必须重视经济中的分配结构，以及其二次分配作用，亦即如何通过社会资源供给，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然后是经济成果是否有效转换为惠及大众的社会资源，抑或继续被资本垄断，只是作为资本积累，完全与分配和民生无关；最后是社会资源管理，政府工作能否有效支持公民社会发展。

公民社会就是通过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活跃的社会组织、群体与阶级之间良性互动，让无数负责任个体逐渐建成一个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集合体。惟必须强调，倘若民生与社会治理存在重大缺失，公民社会根本无从谈起，民众亦不可能通过参与公民社会，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

官员长期怠政懒政社会保障聊胜于无

香港治理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只知有“经济”，不知有“社会”，以致长期欠缺社会发展目标，甚至看不见民生困局。对政府而言，它以为推动经济增长（以GDP为指标）是主要任务，但对普通市民来说，GDP这类统计数字根本没有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收入是否增加，以及交通费和租金是否可负担。

无可否认，香港确实早已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看似十分慷慨，但实际上连“最低保障”都说不上。如果与德国、北欧等发达地区相比，香港的所谓“最低保障”根本不符合社会现实，难以满足民众的基本需要，特别当香港的首次分配严重不公平。在香港这个人均GDP已经超越德国和日本的“发达城市”，大部份人仍须为住屋、医疗、子女升学，以及退休等问题费煞思量，年轻人连讨论前途都好像是一种奢侈，我们又如何要求大家在社会发展议题上“安静”下来？

同样值得批判的是，许多社会精英常常赞许香港拥有活跃的“公民社会”，但他们的理解往往只局限在市民参与示威时是否遵守秩序、对公共事务是否热心，眼界未免狭隘。这些精英根本未有意识到，香港的公民社会只属于某个阶层，根本不属于香港整体，这算是什么样的公民社会？是否“斯文”地叫几句“民主自由”的口号就是“公民社会”？试问，当香港政府如此轻视民生、经济资源配置如此不济的时候，香港的公民社会又怎能蓬勃发展？

在一个贫富差距严重的城市，富人不断积累财富，穷人忙于脱贫，两者必然产生冲突。如是者，公民社会不可能聚焦在提升社会成员的福祉上，而是聚焦在阶级的博弈中。与此同时，假如人们只能营营役役、聚焦生计，又如何参与社会治理的讨论，甚至参与公民社会的建设？有见及此，我们深信公民社会茁壮成长的前提，在于存在一个充分平等、人与人之间不会因财富而被区隔的社会环境。

可叹的是，港府在社会治理上的表现确实令人扼腕，长期在住屋、教育、交通、退休等方面交白卷。许多本来应由政府主动处理的民生与社会治理工作迟迟未获重视，小问题积累成大问题，种种不满最终透过街头政治的形式爆发出来。

放弃自由放任迷思推动社会治理改革

经历持续多周的反修例冲突后，政府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惰政怠政，必须改弦易辙，领导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一期社论讨论过经济）。在社会层面，它必须放弃“自由放任”、迷信“滴漏效应”等落后的经济观念，主动进行强势的社会治理改革，积极领导建立一个符合香港现实和人民愿景的公民社会。

首先，政府应当坚持衡量经济发展成果的第一标准，是它与民生福祉之间是否保持同步。当局必须持续优化财政管理原则，运用长期累积的财政盈余及其拥有的庞大社会资源，通过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就业支援等公共服务，作为社会治理改革的手段，纾缓民生困局。

其次，政府应强势管理经济活动如何积极、高效转换成社会资源，也就是在首次分配中提升分配的合理性，如推动标准工时、最低工资、劳工权益、退休保障等改革；然后通过高效财政政策，提供教育、住房、交通、医疗、养老等社会服务，一方面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通过减低生活成本，完成二次分配。

当局必须认识到，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为了创造社会资源，以作分配之用，例如基建工程既是经济活动，同时亦是一种社会服务供给，它可以解放部份劳动力，支援生产要素的转换，同时提升生活品质。对于教育及医疗，它首先是公共服务，但同时也是创新的经济及产业概念，更可以成为经济成果公平分配的有效手段。

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谋划如何把上述两者结合起来，为建设公民社会提供坚实基础。有别于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个体就是“主体”，因此追求社会共识或思想统一都不太恰当。我们认为政府应该通过社会治理，为公民社会发展提供“指引”，包括鼓励、促使各个阶层和群体建立社会内部和谐，达致共识，公平分享经济成果。只有当“社会”是绝大多数人追求的“主体”，民主才能够真正实现，否则社会必然缺乏黏合剂，难以凝聚起来，遑论可以成为社会整体乐意共建的公民社会。

每当社会需要转型，如何走向前路的“指引”就变得弥足珍贵。在革命和改革时期，指引分别由革命者和改革者提供；而在和平时期，政府或管治精英理应担当指引的提供者。香港回归二十二年，近年经历“占中”、旺角骚乱、反修例等政治冲突，足证这个城市已在十字路口迷失，因此明确的、有助深刻改革的“指引”尤为重要。

特首林郑月娥竞选时曾大谈“民生无小事”，当时香港人在经历以“斗争为纲”的梁振英年代后，希望新特首能带来一番新气象。如今两年过去，林郑不单在推动关键的经济结构改革方面毫无建树，就连民生议题亦“只闻楼梯响”，欠缺任何实质表现，难免让市民觉得所托非人。正正由于港府不谙改革之道，既看不见问题，更迟迟未能担起改革重任，因此才会发生目前极其严重的政治冲突。

社会治理需要资源与时间，更需要胆识和魄力。港府当务之急，在于解放思想，摒弃不合时宜的管治思维，效法德国、北欧，甚至是正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中国内地，主动在社会治理上承担更大责任，重树在社会资源管理上的领导角色，为建立有效运作的公民社会奠下基础。假如政府依然故我，无视市民对改善民生的迫切呼吁，那么社会怨气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届时香港只会继续空转，无法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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