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既得利益结构不破　香港难言重新出发

特区政府宣布《逃犯条例》修订工作“寿终正寝”后，社会示威浪潮持续，警民冲突频仍。到了这个地步，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政府正陷入管治失效、官民缺乏互信的困局。政治激进主义擡头，各界尤其需要保持冷静，好为香港寻找出路。凝聚社会共识、为香港找出可行应行的新发展道路，是《香港01》一直以来的主张。改变始于认识，要使香港避免继续空转，社会上下必须全面检视长期以来对香港政经结构的认知迷思，并大刀阔斧推行改革，缔造真正全民共享成果的富裕社会。

在上期社论里，我们直截了当地指出，香港年轻人在反修例运动里彻底宣泄的怨气与怒火，只是社会困局的缩影，修例衍生的政治冲突，实际反映的是社会深层次结构矛盾。倘若各界，尤其是身负社会治理之责的港府拒绝正视这些矛盾，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所谓“深层次结构矛盾”，很大程度是指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众利益备受忽视的反常现象。无论教育、医疗和劳工保障，抑或的士专营权等，都揭示了社会利益格局被严重扭曲的问题。但数到最“恶”的既得利益势力，莫过于地产霸权—利益庞大，当中的关系网盘根错节，带来的负面影响遍及普罗市民日常生活各个层面，扼杀经济创新空间之余，也使社会财富分配日益两极化，加剧贫富悬殊。

可悲的是，政府处理上述问题时畏首畏尾，每每以“尊重市场”、“自由经济”等为借口推卸责任。即使她偶尔展现削弱既得利益的意愿，但总是一遇反对便“跪低”。连坐拥“行政主导”优势的政府亦怀有这种不合时宜的思维，试问如何带领普罗市民走出困局？

归根究柢，问题症结在于当局欠缺推动变革的认识与决心。我们认为，为政者施政决策只有一个标准：照顾香港整体利益，满足大多数市民的需要。当既得利益者妨碍社会福祉时，政府必须重新建立分配制度，重整经济结构。否则，输的不单是当下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一群，还有在如此扭曲环境下成长而备受摧残的下一代。

经济多元有名无实地产霸权依然横行

近十多年，香港经济有“四大支柱”、“六大产业”的说法。“四大支柱”指四个传统主要行业，包括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是本地生产总值（GDP）的主要来源；“六大产业”指文化及创意、医疗、教育、创新科技、检测及认证，以及环保，被视为值得发展和投资的行业。

骤眼看来，香港经济相当多元化，真相却非如此。据政府统计处数据，“四大支柱”长期占GDP近六成，如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别占56.6%和57.1%，就业人数则分别占总就业人数的46.9%和46.6%。相比之下，“六大产业”在2016年和2017年的GDP占比均为8.9%，就业人数亦仅占总就业人数的12.7%和12.9%。

虽然“四大支柱”不包括“地产业”，但后者的身影其实无处不在。本地四大地产商（恒基、新鸿基、新世界及长实）早已通过并购不断壮大，控制房地产、港口、零售、基建、能源、电讯等行业，基本上垄断了香港经济、民生命脉。难怪不少人慨叹，香港人“一辈子都为李嘉诚打工”。这句话看似戏谑，却是对香港现状的形象化概括。毫不过分地说，地产业之兴衰，决定了香港经济的表现。

既得利益严重异化社会丧失更新能力

香港素来崇尚自由竞争，商界的存在原则上不是问题。四大地产商也是通过英治时代的自由竞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逐步取代英资。但商界只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份，它虽然发挥重要作用，却非绝对。假如这个生态向商界、特别是地产商倾斜，必然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回归以来的连场政治冲突，虽然部份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但经济结构失衡所引发的利益扭曲，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背景。

修例一役后，部份人士呼吁重启政改，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了以政治权利来评价社会状况。但正如《香港01》社论指出，从美国主打民粹政纲的特朗普上台，以及法国爆发“黄背心运动”等案例来看，即使是老牌民主国家，也会因经济民主缺位而出现社会不稳。事实上，就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不少先进国家开始讨论何以选举式民主未能有效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开始探讨经济分配在民主制度中的意义。

回到香港，这个“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看似非常繁荣，其实不值得引以为傲。回顾过去二十年，香港GDP由1998年的1.3万亿元增至2018年的2.8万亿元，增幅近1.2倍，但同期打工仔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仅由1998年首季的10,000元，增至去年首季的16,400元，增幅只有六成四。虽然本地经济总量翻了一番，但普通市民未能分享到相应的经济发展成果。

既得利益集团箝制香港早就不是新闻，最能体现这问题的莫过于土地与房屋困局。众所周知，本地公屋轮候年期屡创新高，楼价不断上涨，许多基层市民被迫入住“㓥房”。但地产商却无视住屋困局，不断囤积土地—本港近4,400公顷农地中，有过千公顷由四大发展商持有，当中不少土地一直闲置、甚或荒废。当社会人士呼吁政府援引《收回土地条例》，透过征收闲置土地广建公屋时，这些声音动辄被既得利益势力指斥为“民粹”，完全漠视基层市民的需要。

同样严重的是，在地产商主导经济的大背景下，香港经济结构高度单一，变相封杀了其他可能出路，令社会失去更新能力。试问，当土地资源为地产商创造大量财富时，他们怎会愿意投资创新意念？对中产来说，“供楼”耗费青春和积蓄，哪有余裕创业？而对低下阶层而言，他们被迫缴付高昂租金，何来条件追寻个人兴趣、奢谈释放个人潜能？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必然欠缺冒险精神，凡事因循守旧，个个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根本没有机会发展创新科技，更遑论推动经济转型。

政府欠缺胆识魄力亟须重拾领导能力

长期以来，香港都是“重商轻民”，这个结构若要健康运作，前提是商界利益有助于社会整体发展。倘若商界利益与社会利益脱钩，便会发生异化，导致两者出现矛盾，政治激进主义亦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发酵空间。如果结构失衡的问题解决不了，进一步的政治冲突是早晚的事，不单政府会焦头烂额，商界利益最终亦会受损。

平情而论，港府并非没有意识到产业单一化、既得利益扭曲所带来的祸患。首任特首董建华曾在1998年的《施政报告》中，拨出50亿元成立创科基金，着力发展创科产业，可惜无疾而终。2009年，时任特首曾荫权提出上文提及的“六大优势产业”，可惜当年提出的多个项目进展缓慢，医疗产业和教育产业更有如空中楼阁。梁振英上台后，甚至干脆宣布不再以经济与产业角度，看待这两个领域。

政府有意追求产业多元化，可惜成效不彰，在撼动既得利益、特别是地产霸权上亦欺善怕恶，毫无魄力和胆识。还记得，市建局为了推动“观塘市中心计划”重建项目，曾在2012年初引用《收回土地条例》，为此甚至不惜控告重建范围内的小商户及住宅业主“霸占官地”，最终成功收地。可是，对于财雄势大的地产商，今届政府却忌惮对方提出司法覆核，多次拒绝引用《条例》收地。

任何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必然是全民分享经济成果，绝非社会利益遭严重扭曲、仅得一小撮人尽享。人们曾形容特首林郑月娥“好打得”，意思是她不畏权贵，但事实证明她名不副实。明明地产商已坐拥不成比例的巨大优势，赚尽市民一分一毫，为何政府连稍为触碰既得利益者的勇气也没有？明明香港已沦落至被既得利益势力完全箝制、整个社会缺乏活力的地步，为何当局仍不敢展现魄力，推行改革？倘若政府继续卸责，拒绝在经济事务和社会资源管理上发挥领导作用，那么香港只会不断蹉跎，无法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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