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社会躁动难安　人尽其才是出路

源于修订《逃犯条例》的抗争运动至今仍未平息，更曾经出现愈演愈烈之势，对此有识之士无不深感忧虑。《香港01》一直主张，若要从根本上“拆弹”，政府必须解决长期困扰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尤其要在经济产业结构，以及社会治理上作出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所有我们提倡的改革，归根究柢都是有关社会与“人”的关系。换言之，政府必须领导社会为市民创造自我实践的空间和机会，务求达致“人尽其才”，营造市民对香港的归属感，真正建立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社会。倘若他们无所寄托，社会势必躁动不安。

长久以来，香港被定义为“经济城市”，香港人则是“经济动物”。受到上述逻辑影响，赚钱能力往往是衡量一个人是否“人才”的主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只可惜，香港语境下的“人才”通常与金融、地产、专业服务紧密相连，当中的“才俊”或“精英”，更是位居企业高层、腰缠万贯、住豪宅、出入名车代步。他们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对社会进步发挥作用，可以肯定。然而，如果他们同时是社会浮躁、阻碍发展的原因，让社会的发展空间愈走愈窄，就只是自私自利的小人。

社会过度迷信财富指标，无视社会是由形形色色具有不同才能的人组成，容不下这些人为社会作出有形无形的贡献，肯定失之偏颇，甚至扭曲了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近年，一些年长人士和官员一样，动辄指摘“废青”，质疑他们“为什么不努力”，却不检讨这个社会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讨论如何为年轻人提供自我实践的空间和机会。他们以为这种指摘是在维持公道，事实上只是企图炫耀自己的成就，却忽略一个事实，他们的成就原来也是社会曾经为他们提供过发展的环境而获得的。一个健康的社会绝对不会容许小人横行霸道，不论你多有钱，而且社会冲突一定会将自私小人的活动空间一步步消灭掉。

社会欠缺合适位置　人才难施一己之长

香港人习惯以狭隘视角看人才，早就见怪不怪。举例而言，许多人对社运歌曲《民主会战胜归来》耳熟能详，但未必知道英年早逝的填词人林律希是何方神圣。据了解，林律希自幼醉心音乐，认为香港的压迫式教育把他塞得“比填鸭更填鸭”，把他绑得“比大闸蟹更大闸蟹”。他从墨尔本大学音乐系毕业后返港，打算大展拳脚，却经常遭人取笑“红了再说”。他无法透过音乐创作取得报酬，结果被迫到粥店、电器店打工维生。

这里并非贬低粥店和电器店，但拥有音乐才华的林律希无法在香港找到合适位置，确实令人惋惜。某程度上，其际遇只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反映在这个号称“全民就业”、实际上经济结构高度单一的“苦力城市”，许多人不是有选择地发挥所长，而是被迫放弃所长，为口奔驰。平情而论，“揾钱”没有问题，但一个单以“揾钱”为尚的社会是不健康的，更不会持久，其他方面的人才理应受到同样的尊重，而且应该获得合理的报酬，否则，怀才不遇者只会郁郁不得志，致使社会怨气不断累积，而且成为压力煲。

培育人才的目的是什么？有些人认为就是要提高生产力，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这种想法或许无可厚非，但绝不全面，或者说生产力就只是指经济生产吗？一名教师或音乐家就不是生产的责任人吗？只有产生本地生产总值（GDP）的活动才属于经济吗？就算是从GDP视角看社会，其终极目标也是容许劳动者在更短时间内完成经济生产，从而能够让自己有余暇施展才华，这既对社会建设起积极作用，更是社会关系赖以维持的基础。人是生产活动的主人，而不是生产活动的奴隶。经济的最重要作用就是让社会人才辈出，摆脱庸俗、浮躁、单一，变得百花齐放，变得更蓬勃、更有朝气，才是社会存在的根本意义，是经济服务社会发展的价值所在。

在两岸三地以至国际社会，香港从来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城市，对形形色色的本地和海外人才，理应具备海纳百川的胸襟。可惜的是，香港社会似乎仍未具备容纳各类型人才的生态。为什么一个如此发达的国际大都会，竟然无法为金融、地产、专业服务以外的其他人才提供空间？这是香港社会各个阶层都必须反省的。对此，我们认为应该多管齐下，通过政策和观念上的改变，为人尽其才创造条件。

撼动深层结构矛盾　拓展人才创业空间

首先，政府必须撼动深层次结构矛盾，帮助人民获得足以自我实践的经济空间和机会。众所周知，香港受到既得利益体系的约束，特别是地产霸权的羁绊，经济垄断变相封杀了创新科技、艺术创作等产业的发展。对于不想从事传统产业、怀有“另类想法”的青年来说，他们只能在发展自己所长的领域做艰苦的开荒牛，承受开荒失败的巨大风险。这种环境只会培育出一大批心里藏着冤屈、怒气的年轻人，他们并非要飞黄腾达，更不是要占据别人的财富，而是要为自己找到一片能够看得见天的小草地，实不为过，更是社会给自己的年轻人应有的扶持。

在人均收入超过四万美元、早已晋身发达地区的香港，许多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却无法追寻自己的事业，这是不理想的。政府理应大力改革经济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多元化，调整过度侧重地产、金融的经济格局，将资源投向扩宽经济结构“容量”，为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开拓更多想像空间。例如针对类似林律希的情况，政府大可仿效台湾文化部，设置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透过资助乐队录制唱片、赴外国出席国际级音乐节，以及支援Live House营运等方式，促进影视、音乐等流行文化活动发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影视文化曾称雄华人社会，只要重新起步，并非没有再创高峰的可能。

除此之外，政府亦须理顺教育与人才的关系。教育开支在香港最近六个财政年度中，每年占GDP介乎3.3%至3.9%，因此在某程度上，港府相当重视教育；但从另一角度而言，政府好像是给了钱就“大晒”，任何批评都好像不合理，其实本地教育体制有一个重大缺陷——不断叫人读书进修，却没有正视课程设计无法为志向不同的学生提供适切支援，导致人才错配，更关键的是，培养出来的人才根本没有舒展才能的社会及经济环境，让人感觉到读什么科目都只是要去做地产或保险经纪。

容许年轻人按照自身能力和追求，选择适合的课程，这是政府应该提供的。较早前，政府辖下“推广职业专才教育专责小组”进行公开咨询，建议设立“技术学士学位”或“理工学位”等以实用技能为主的职专学位，方向正确。但正如我们曾经指出，当局不应只在大学层面作出改革，而是应该更进一步，对中学学制作出调整。具体来说，政府应效法德国、新加坡等同样先进的地区，复兴职业高中课程供初中毕业生选择，以免他们把时间花费在不感兴趣的科目上。

扩阔人文环境容量　不同人才须获尊重

当然，单从政策层面改革并不足够，如何令社会观念出现相应转变，继而提升人文环境对各类人才的包容度，亦非常重要。持有剑桥大学法律学位的“十优港姐”麦明诗选择在演艺界发展时，有人质疑她为何不当律师“揾真银”。这不单反映香港依然欠缺多元的人文环境，而且缺乏理解不同人各自发挥才能的社会共识。事实上，音乐人可能只想要一间租金适宜的Band房，孵化脍炙人口的音乐创作，受过师范教育的毕业生可能只想在教学岗位作育英才、为人师表，厨师或许只想设计更多让顾客满意的食谱，偶然之间在社交群体成为达人。他们并不奢望能大富大贵，通过安份工作为自己提供生活保障，继而追求一点儿理想，难道这就不是人才吗？

当社会习惯把“揾钱”能力和人才定义等同，“另类人才”难免会受到轻视，甚至质疑。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找到合适位置和机会，人人都可在各自的领域翱翔，从而贡献社会，但前提是，人文环境有足够“容量”，而不是将这些“唔识揾钱”的人视作“低人一等”。

香港社会的一大问题，在于只用财富角度判定人之高下，对人才的定义过于狭隘。财富本身没有罪过，但一个合理的社会，绝不应该凭单一指标判定人的社会价值，将其狭隘地只考虑财富上的“赢”和“输”，好像生命就是一场无规则拳赛，这显然是愚蠢和不符合现实的，更对香港发展毫无裨益。

浏览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敬请留意8月12日出版的第175期《香港01》周报，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您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