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治理人才欠奉 　谈何良好管治

源于修订《逃犯条例》的反政府运动持续超过两个月，至今未有平息，上周六（8月31日）甚至发生较过往还要严重的暴力冲击，暴力示威者肆无忌惮，早已超出社会可以谅解的地步。事到如今，官民缺乏互信、政府管治水平低下的弊端已经表露无遗。《香港01》一贯认为，连场政治冲突只是表象，真正原因是深层次结构矛盾迟迟未获解决——政府欠缺政治智慧，公务员和政治人物对香港的困局缺乏正确认识，是情况不断恶化的关键原因。

让民众过上好日子，理应是从政者一切工作的初衷和基础。但我们的从政者有这种觉悟吗？港府官员（几乎都是公务员出身）一向被批评为高高在上，不谙民情，没有为香港作长远规划的远见；至于泛民、建制政客，前者沉溺于意识形态之争，只懂虚喊口号，泛论自由民主，后者虽是管治团队成员，实际上只是唯唯诺诺的应声虫。两大阵营同样“不务正业”，没有真正为市民服务。

改变始于认识，否则根本不会有正确政策和制度建设，到头来只会令社会继续空转。香港若要重新出发，必须凝聚改革共识，通过建立有效机制，培育新一代能够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的公务员和政治人物。具体而言，新一代从政者应以增进市民福祉为己任，放眼社会资源管理，聚焦产业、房屋、教育、医疗、养老等政策范畴，大力推动社会发展，建设民主自由的环境和制度。不然，香港便难以成为市民安身立命之地。

8月初，一批公务员以个人名义发起集会，甚至提出罢工，抗议政府处理《逃犯条例》修订的手法。他们出来示威，某程度上让人觉得当下的管治危机与他们无关，错的是问责官员或者其他公务员。但不客气的说，管治危机不可能由单次政策失误或某个人造成，实际上整个管治体系都有问题，当中负责规划和执行政策的公务员更是责无旁贷。

阻挠惠民措施公务员极离地

举例说，住屋问题长期困扰基层和中产市民，但迷信“小政府、大市场”的政府迟迟没有展现魄力撼动既得利益势力，特别是地产霸权，导致民怨难以消除。早前，绝大多数市民希望政府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在那里广建公屋，但特首林郑月娥却对建议置若罔闻，请问公务员有否向林郑强烈表达不满？

面对反修例运动，盛传林郑被迫在房屋政策上作出调整，包括为轮候公屋三年以上、仍在等候“上楼”的市民提供租金津贴，却遭到房屋署官员反对。我们要问，为何有良知的公务员没有任何表示？

假如缺乏租管等配套设施，租金津贴会落入地产商和业主之手，某程度上反映政府依然不敢真正撼动既得利益势力。但无可否认的是，租金津贴确实有助纾减基层市民负担，何以房屋署仍要反对？这足以证明，公务员对纾解民困确实认识不足、承担不足。香港一直以拥有高效、廉洁的公务员团队为傲，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这些被视为精英的管治者不知民间疾苦，对纾解民困百般搪塞，他们的高效廉洁是否还值得我们自豪？这些公务员是否应该被辞退？

培养善治意识星洲珠玉在前

培养一批能够与民众同甘苦的公务员，是良好管治必不可少的一环，而且是善治的起点，新加坡在这方面便值得香港借镜。当地公务员的选拔和培育机制相当严谨—当局首先会在高中毕业生群体中“拣蟀”，获颁奖学金的精英学生自入读大学起，便获政府培养对公共事务的认识，包括参与政策研习会，以及到社区中心了解民生问题，这些并不是“参观”，而是“实习”；入读大学一两年后，他们须返回政府，参加为期两个月的实地工作，同时要继续落区服务。毕业后，他们须在政府服务至少五年，再和其他公务人员参加AO甄选。

新加坡的人才培育流程相当繁复，但确实有助增加这些优秀年轻人对政府运作的了解，更重要是培养服务人民的使命感，以及参与具体工作的能力。相比之下，香港公务员选拔更重视英语流利和“醒目”。新加坡和香港均是英国前殖民地，为何在培训人才方面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实在令人不明所以。

我们当然不必夸大星洲公务员的能耐，但单从“贴地”程度来看，本地公务员显然有所不如。否则，怎会出现新加坡没有住屋困局，香港却“㓥房”处处的强烈对比？林郑月娥在去年的《施政报告》称，师法新加坡的香港公务员学院预计在2026年落成。但我们要问，这是她能看到新加坡唯一的优越之处吗？她必须明白，倘若不改良选拔、培育公务员的机制，同时摒弃不懂民间疾若的“离地”心态，管治困局恐怕还会持续。

区议会去政治培养专业人才

平情而论，管治问题错综复杂，单单改革公务员体系仍然有所不足，毕竟一个有意达致良好管治的政府除了必须依靠公务员之外，还要引入政府以外的声音，特别是民意代表。具体来说，当局应在公务员体系以外，建立政治人物“育成所”，一个可以考虑的平台是区议会。

在董建华年代，香港曾有“三级议会”（立法会、市政局、区议会），当中市政局的一大特色，在于让民选代表承担一定市政实务。但随着两个市政局在2000年被裁撤，有意从政的年轻人便失去一个锻炼场所。我们认为，区议会应承接部份市政工作，让这个有如“吹水会”的机构变身成培养专业管治人才之地。具体而言，当局可沿两个方向考虑：为区议会适当充权，以及“去政治化”。

两个市政局遭撤销后，原有职权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食物环境卫生署接管，区议会职权则依旧细小，实质上毋须承担实务，几乎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必须指出，为区议会充权，并不等同否定康文署和食环署的作用。充权的意义在于参考昔日的市政局，赋予区议会某些职能，更为强调社区发展，包括参与环境建设、兴建及管理社区设施等。只要区议会承担实务，议员便有累积治理经验的机会和空间，从而培养社区治理人才、丰富管治人才库。

更加积极的改革在于让区议会做到“去政治化”，专注民生及社区事务。近年在立法会上演的政治角力，明显蔓延至各区区议会，导致区议员须就“平反六四”、“占中”等政治议题表态，转移了对地区议题的关注。不少政党在区议会操作各种政治议题，以为可以借机扩大自己的声音，但事实上只是继续把香港的发展局限在政治议题之上，导致社会失焦，无法通过增进民生福祉，达致公平正义。区议会并非立法会，本质是就市政议题发表意见，因此应该聚焦具体政策和社会资源管理，专心搞好市政，而非辩论自由民主等意识形态问题。

身处十字路口改革事不宜迟

《香港01》不厌其烦地指出，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极其严峻，这点早已通过“占中”、旺角骚乱、反修例运动呈现出来。我们并不否认政治体制落后是冲突的部份原因，但更关键的原因，其实在于社会经济严重失序。可惜的是，掌握“行政主导”优势的港府却不谙改革之道，既看不见问题，更迟迟未能承担改革重任，因此才会发生目前极其严重的政治冲突。

改革公务员体系和区议会，目的就是直面社会经济失序——公务员要告别“离地”作风，明白自己的“老板”不是商界和权贵等既得利益群体，而是普罗大众；同样地，区议会不应沦为政治表态场所，而是应该“务正业”，发挥作为市议会的作用，在社会治理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从而有效回应民意诉求，顺道培育有实务能力的未来管治人才。

香港正处于十字路口，倘若任由问题像雪球般愈滚愈大，肯定不会有出路，这是所有热爱香港的人都不愿看到的。各界必须尽快回归理性、拒绝暴力，看清楚香港的出路在于改革，特别要在社会资源管理上发力。否则，香港只会继续蹉跎，无法从反修例风暴中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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