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dpanda外卖员罢工落幕　待遇仍需改善？一文看清劳方不满什么

“We are humans，not dogs！”、“停止无理减薪！”英语与广东话口号此起彼落，11月13日晚，一场跨越各区、打破种族隔阂的罢工就此展开。约300名南亚裔及本地Foodpanda外卖员响应网上号召，以“上线但不接单”的方式参与罢工行动。这场劳资纠纷源于外卖员不满订单服务费不断下降，及资方无理冻结帐户等，遂发起一连两日罢工，并提出15项诉求与资方展开两次谈判。最终劳资双方达成部分共识，罢工顺利落幕。是次罢工看似成功，但这场劳资纠纷背后蕴藏哪些问题？为何逼得一众外卖员发起罢工？

外卖行业在疫情间尤其盛行，但早于2014、15年，Deliveroo和Foodpanda已进军香港市场。一般而言，外卖员普遍分为“步兵”、“单车手”、“电单车手”和“司机”。当时两大外卖平台均采用传统雇员合约，外卖员收入包括底薪及订单价钱（下称“单价”）。后来平台陆续遣散雇员，转用自雇合约，外卖员收入变成由单价及额外奖金组成。新机制下，外卖员上线平台时要分秒必争，接更多订单，用最快速度送餐，才能赚取更高收入。

外卖业看似自由弹性，前景明朗，但一班外卖员就大吐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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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8日，新蒲岗Mikiki商场外，携带著保温袋的“单车手”阿祥和Max倚著栏杆，郁闷道：“唉，还未有（订）单！”他们已全职投身外卖行业一年多，均同时任职Deliveroo及Foodpanda两间平台的自雇“单车手”，每周工作五至六天。他们身处的商场内有32间餐厅，阿祥指，在Deliveroo应用程式上线后，若定位距离餐厅较近，会更易接获订单。不过他已经苦候近半小时，期间不断留意程式页面，但系统仍未派单，只能眼睁睁看著身边同行陆续出发，“正常来到这里，先上线会先接单，但他来到就‘抢闸’（抢先获派单），不知道派单机制怎样（运作）！”

机制不透明，派单标准莫名，阿祥为赚取更高收入，同时任职两个外卖平台。他续批评Foodpanda要求外卖员到达餐厅后，餐厅才会开始备餐，令外卖员等候成本大增——他曾试过等候逾两小时，那间餐厅优先处理堂食和店内外卖，迟迟未完成外卖平台的订单，苦候无果，他最后唯有“踢单”，变相“白做”两小时。

永远都是客人对　自己错

访问当日，阿祥再接了Foodpanda的订单，但餐厅出餐速度慢，他由取餐到送餐共花了约45分钟，结果被客户投诉送餐慢。平台未经查证下便冻结他的帐户数天作处分，期间不能接单。遇上这些情况，他也敢怒不敢言，认为向客服控诉后，也只会被冻结或封锁帐户，唯有哑忍：“我们说甚么都是我们不对。餐厅对，客人对，我们永远不对。”除了要“硬食”投诉，他们还要“硬食”不划算的订单。Foodpanda九月之前将接单率和单价挂钩，若外卖员每两周的接单率不足85%，每张订单价钱将会下调至20至30元。阿祥指，当时为了保持接单率，不敢“踢单”（即平台派单后指定时间内拒绝接单）。外卖员在网上表达反对声音，并号召其他外卖员到公司谈判，最后Foodpanda今年9月取消政策。

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冻结帐户制”。他们留意到Foodpanda的单价从9月起开始下降，当中远程订单（下称“远单”）尤为严重。阿祥以新蒲岗送到黄大仙为例，“单车手”的单价由35元减少两成至28元。Max对单价大跌的远单避之则吉，曾多次拒接远单，却被平台以暂停上线的方式“惩罚”——当他每拒接两张订单，帐户就会被冻结五分钟。由“85%接单率机制”到“冻结帐户制”，迫使外卖员“自愿”接低价单，他坦言“平台一直在转换剥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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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员工准则严苛　外卖员被解雇

“步兵”Ryan虽非自雇人士，但同样不能免于被剥削。Ryan每星期在餐厅全职工作五天，希望在工余时间加入外卖平台赚取外快。他在2019年初成为Foodpanda旗下雇员，每周工作两至三天，每次上线约两小时。《雇佣条例》下，他享有最低工资、强积金等福利保障。收入由每小时底薪及单价组成，不过单价划一，并按雇员的评分组别计算，组别越高、单价也会越高，例如当时将军澳区“步兵”的划一单价是25至31元。以Ryan为例，他曾试过每张单价划一为25、27及29元，每小时有25元底薪，若一小时接两张单，至少可获75元。若当月的平均时薪不及最低工资37.5元，平台也会补回差额。

至于平台旗下的自雇人士，Ryan指他们的单价按照距离、评分组别等计算，普遍每张订单有30多元。他提到，Foodpanda在2020年以“赚取更可观的收入”作诱因，鼓励旗下雇员转为自雇人士。由於单价较高，当时约九成雇员因而转为自雇人士。但他担心转自雇后的薪酬福利保障较少，于是坚持不转。后来，行内的自雇外卖员发现平台单价不断下降，“大家开始感到不划算，又没有任何保障，薪金低过我们这些旧制的雇员很多。”当Ryan以为自己能“保住荀工”，今年5月中Foodpanda却更新员工工作准则，要求“步兵”每周至少在繁忙时间工作15小时。他以电邮告知公司自己有全职工作，未能达到守则要求的工作时数，但无奈平台一个月后向他发出解雇通知，“好听一点就是配合公司发展需求，实质就是说‘你的成本太高’，不如解雇你。”被解雇后，Ryan虽然可以加入自雇计划，但他坦言对Foodpanda的印象很差，无意再加入平台，目前主要接Deliveroo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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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怨已久　雇员决发起罢工抗议

27岁全职南亚裔外卖员Waqas Fida也有相似经历。他2018年从巴基斯坦来港与妻子定居，育有两名小孩的他是家中唯一经济支柱。同年，Waqas成为Foodpanda旗下雇员，作为“步兵”每小时有40元底薪，每张订单有15元。他指起初薪酬待遇不错，兼职外卖员月入也至少有15,000元，足够应付租金等日常开支。直至2019年，平台指他上线时间不足，直接冻结他的帐户。当Waqas要求平台解封帐户时，平台指他只能以自雇身分重启帐户。他得悉当时的自雇“电单车手”每张订单价格高达60至75元，于是他以45,000元购入一辆电单车，并特意回巴基斯坦拿取驾驶执照，“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

转为自雇“车手”后，Waqas却发现一切非如想像般美好。今年他发现单价跌至约40元，“Foodpanda不当我们是它的员工，根本不在乎我们！”他由月入由三万元下跌至不足二万元，再扣除电单车油费、维修保养、送餐期间或被“抄牌”罚款等5,000至7,000元费用，剩余的收入仅能应付日常开支。Waqas批评平台随意封锁外卖员帐户，封号前不会先了解实情。最近他因为没有按照平台规定携带保温袋而被冻结帐户五天，被迫手停口停，难以应付租金等开支。在巴基斯坦当销售经理的他，不满平台未有设身处地了解外卖员的处境，决定牵头组织罢工行动： “我需要走出来纠正这个外卖行业，要让全港都知道Foodpanda的剥削行为。”积怨多时的Waqas于11月8日在各社交平台开启群组及专页“FoodPanda Workers Hk”，并在11月13及14日起罢工行动。

最终约300名南亚裔及本地外卖员响应网上号召罢工，希望在繁忙时间瘫痪多区的送餐及送货服务，并于各区Pandamart门市外，抗议平台压榨及剥削外卖员权益。劳方共提出15项诉求，其中最关键的诉求为提升单价。经过两日共14小时谈判，Foodpanda只答应增设额外服务费，表示单价会在明年6月前维持不变。但平台愿意就其他诉求提出改善方案，例如：外卖员被冻结帐户后可提出上诉。于是，Waqas与一众劳方代表认为平台愿意正视外卖员待遇问题，最后就以上诉求达成部分共识，宣布停止罢工。

关注组叹自雇非自由　冀建立互助关系

这场罢工潮中，外卖员权益关注组成员嘉泳和Harry，自发担任南亚裔和本地外卖员之间的桥梁。Waqas在社交平台以英语表达诉求后，他们将讯息翻译并转发到其他群组，希望凝聚更多本地力量。关注组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辖下组织，主要关注工伤和职业病的问题。为切身了解外卖员的处境，他们二人于今年年中加入成为Foodpanda的“步兵”，并于七月作为代表与资方谈判。不过他们表示，当时平台很强硬和高傲，“提前准备说词，打发我们的感觉”。最后平台拒绝提高单价，并拒绝再次会面的要求。他们遂在十月正式成立关注组，不时落区接触少数族裔外卖员，发现他们“看起来很自由，但都在掌控之下”。嘉泳解释，虽然外卖员可以选择工作时间，但多次拒单会被直接冻结帐户，而且平台每两周就会调整单价，外卖员薪酬任由平台大幅扣减。

平日关注组除了在社交平台专页提出劳工权益问题、收集意见，亦会协助工伤个案追讨赔偿。与雇员不同，自雇的外卖员若有职业病并不能获得工伤赔偿。他们曾遇过一个“步兵”，他的肩膊因为长时间携带斜孭保温袋而劳损，需要照X光和看跌打，共花了三千多元医药费，但无法获得补偿。他们建议政府监管平台，为外卖员提供职业病补偿。另外嘉泳指，虽然平台为外卖员提供免费保险，但当外卖员受伤，平台普遍并不会主动联络他们，亦不会向他们解释可以获得甚么保障。今年10月，有一名印度裔的Deliveroo外卖员在送餐期间遇交通意外身亡，嘉泳称当时平台虽有主动联络死者家属，但只对他们说：“我们对此感到抱歉。”当时家属需要移送遗体到印度、处理保险索偿、儿子的教育费用、居屋按揭等，她认为平台应向家属提供更多协助，同时慨叹关注组未有具体的解决方法，“需要一同讨论，因为整个（外卖员）群体非常多元，大家诉求亦非常不同。”外卖员平日在不同地区独自工作，她希望透过落区凝聚外卖员，建立一个互助社群：“之后或可团结起来反抗这种权力不对等的状态。”

罢工令平台态度软化　难保日后故态复萌

虽然今次罢工看似顺利，但仍有不少阙漏。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创新研究中心近年研究平台劳工的权益，研究助理徐咏然指出，平台和外卖员的权力结构不对等。理想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模式下，自由工作者以零碎交易提供服务，他们应能与平台商议薪酬及工作内容，但目前外卖员与平台更贴近劳资关系，平台推出新制度并不需要咨询员工。另一位研究助理Mars回应：“它们只要改一改自己的演算法，按几个按钮，整个条款就改了。”徐咏然表示，过往平台遇到反对声音，一样承诺改善政策，但只是“出一个新政策‘耍走’你一会儿，然后又故态复萌。”

【本文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习刊物《大学线》授权转载，原文：外卖员罢工落幕　待遇仍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