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田农夫迫迁‧上】“傻瓜”分享农作 守望半世纪农田抗水货仓

撰文: 李慧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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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新田农夫梁日信等第一造米,等了120日。有人说在香港种米的人是傻瓜,梁日信乐得做“傻瓜”,在水货围城下继续种池上米、油粘米,把收成分给老人院和年轻义工,仅留少许给自己和妻子。近日执达吏来信要他迁出居住近50年的农舍,连与义工分享米饭的大厅都会被拆除。
他预计执达吏要来却没来的傍晚,梁家两口子爬到农舍屋顶上看日落。梁日信说:“夏天夜半,听到雨声,我就会醒过来,去看看农田。农夫不能离开自己的农地,必会终日记挂。”执达吏可以收地,却收不掉梁日信和田地一个甲子以来的缠绵交错。

(新田农夫被迫迁系列之上,请留意下集报道)

梁日信的农舍位于元朗新田,即元朗的东北部,相邻米埔、落马洲。我们上小巴后不懂在哪里下车,一个婶婶朗声道:“去石湖围就跟我落车!”

下车后,我们说要找一位种米农夫,姓梁,婶婶想也不想便说:“梁日信是吧?跟我来,我们以前是邻居。”说是以前,皆因婶婶已经上公屋,离开了农地和农舍,她说搬迁后居住环境好多了。沿着蜿蜒河渠走到梁日信家门前,她携着买𩠌车,跟我们的疑问,一块消失在田间。

在香港,还有几多个农夫挨得住?

梁日信64岁了,头发仍然乌黑:“近来染了头发!农夫都要有个Look,容光焕发,挺起胸膛。”(吴钟坤摄)

不知何处是吾家

新田花农梁日信是其中一个,不过近来他正面临被业主收地的危机。他的农舍搭建于一棵巨树下,有起居室、冷冻柜和厨房,业主要收回的正是农舍这一亩。受影响的农田不多,算是不幸中大幸吧?梁日信说:“动农田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每个人都虎视眈眈,想把农地变水货仓。”

“从黄皮树开始,所有农舍都要拆了。”他说的是梁家四代人生活的家。梁日信一家本来居于中山,然而不得温饱,60年代初惟有爬艇到氹仔上岸,辗转到澳门生活。1966年遇上澳门史上大型冲突“一二三事件”,一家因此离开澳门,到达香港新田石湖围,从一间小木屋开始务农。种菜,养鱼,梁日信10几岁时已经通晓。

农务辛苦,6个兄弟姊妹搬离农舍转打城市工,剩他一人耕种。父亲早年去世,当年兄弟姊妹通处跑的农舍也即将被拆,梁也没说甚么,只是一直执拾着收地范围内的家当。行走在田野之间,他忽地吐出一句:“不知何处是吾家。”

农舍颇大,到处都是布满农具的墙。(吴钟坤摄)

从种花到种米 做一个有专利的傻瓜

梁40亩的田地可远眺鸡公岭,30亩田正种稻米、菜、白柠檬、木瓜、荔枝,甚么都有。他说要留10亩田休耕,不可用尽土地的养分。推开大闸,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池上米稻田,绿嫩禾苗一高一低,泥水倒映着湛蓝天色。他说上次年轻人来插秧,有些插得太深、有些被水浸过头,自己也未掌握到技术,所以预计今造收成不多。“这是台湾池上朋友送给我的米种,池上就是人人去‘踩单车𠮶树’。台湾农业自供自足啊。”

梁日信本来是个花农,30余年靠卖剑兰和百合维生。4年前,中山乡亲探访时提议他种米,还教他种米技术,梁慢慢喜欢上种稻米,说像看着小朋友长大,愈长愈高,心很踏实。后来他邀请公众一起插秧、收成,老中青幼一大伙聚在有盖大厅,在圆桌旁学农务,劳动后吃饭。

在田野小路上,他挑起头上的蜑家帽说:“城市人工作竞争很多压力,耕种没有心理压力,睇化了。别人都紧张我不卖米,我反问可以卖几多钱?我只是想,种到就种,有收成就分享,本来米种就是别人送我的。”

好学的梁日信学完种油粘米便试试池上米。(吴钟坤摄)
梁日信大赞这打米机说:“别看它傻,这机器曾卖到非洲!”(吴钟坤摄)

因此他甘愿当一个傻瓜。我们都吃泰国、澳大利亚米,又距离农田太远,未必知道50年代的香港农业出产以稻米为主,及至60年代,城市人口膨胀,对花和菜需求增加,而且种菜一年多造,才为蔬菜取代。难怪梁的台湾朋友嚷说不信香港人真会种米,要越洋视察。“他心中的香港是尖沙咀、中环,不是乡郊、不是田。”

梁有几部从大陆购买的种米机器作脱粒(打碎谷壳)用,有的用作跣米(磨走谷壳)、有的可去除沙石,每部价钱约2至3千元。别人储车储楼,他却以储机器为乐,解说时双眼发亮。梁太边切鱼煮粥边应道:“别人都储黄金钻石,打米机是他的家当!”

“我是傻瓜,连我部脱粒机都叫傻瓜。”梁日信带我们去看他的脱粒机,真的刻着“东川傻瓜”、“四川名牌”八字,傻瓜原来也可以拿专利。他大笑说,别人说傻瓜才种米,因在香港种米比其他东南亚国家困难,先要面对土地资源、水源、人力问题,政策不太重视农业,农夫也难买机器。一片不落农药的稻米长高了,天敌禾谷雀就像天上繁星,坚硬鸟喙蠢蠢欲动要啄米。梁每天都要到处巡视打锣,又挂起天网,像个傻瓜似的。

(待续,请留意新田农夫被迫迁系列之下)

(吴钟坤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