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移山填海　团体倡议棕土优先　解决土地供应紧张

自梁振英上任以来，现届政府不时表示土地储备不足，曾考虑转换部份土地用途，发展新界乡郊及离岛的绿化地带，引来“盲抢地”争议。不过，本土研究社认为香港是“有土可用”，在棕土政策研讨会中，倡议政府以“棕土优先”原则，取棕土建成房屋及社区配套，应对香港土地发展。
“2014年，房屋署打算在元朗横洲的一块棕土上建造17,000公屋单位，但遭乡事反对，房屋署竟改为发展附近一片绿化地，而预计建成后单位大减至4,000。”民间组织本土研究社成员何雅心说。不过，团结香港基金会研究员曾维谦却认为，长远发展棕土不可行。“棕土的业权通常纠缠不清，加上目前无划一定义，更改棕土用途费时失事。”

棕土集中新界  政府懒理冇跟进

“棕土”（Brownfield）因应各国发展脉络不同，定义上会有少许差异：
美国：指“受污染的废弃工业用地”
英国：为“曾被发展，而现在仍有潜力转换其他用途的土地”
香港：政府没有明确定义棕土，本土研究社则认为，棕土是指集中于新界元朗、屯门、北区受到破坏，并发展成工业用途的土地。那些棕土往往会用来作货柜、露天停车场及露天贮物等用途，共占地1,200公顷。

“政府缺乏监管，棕土可能会被用作储存垃圾、有毒废料，亦容易发生火警。”何雅心说。

经过各种调查，本土研究社发现，大批农地被发展、非法倾倒问题的背后，源于80年代的“生发案”。本来新界的土地按大清律例，农民拥有土地的业权；但港英政府于1905年，以集体官契形式收回农民土地，改发出俗称“纸仔”的政府地税册抄本，有屋地与田地之分，农民不可随意转换土地用途。

1982年，刘皇发旗下的“生发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向政府申请，改变扫管笏农地作存放建筑物料用途，政府拒绝并与之兴起诉讼，然而政府最后败诉。法庭判定，1905年被政府收回的土地，不必跟随官契中所限定的用途，该案判决导致政府后来无法规管农地临时更换用途。

另外，新界的农地发展政策停滞不前，香港的跨境物流需求则持续增长，促使农夫将农地租出，令不少农地牵涉违规发展，土地本身亦受破坏，形成棕土。林芷筠补充，目前棕土无监管，分布区域杂乱无章。

何雅心与林芷筠认为，政府对棕土问题态度暧昧，她们要求政府尽快明确定义棕土，并建立官方资料库，让政府与民间有讨论基础。另外，她们倡议政府收回棕土的业权，建立房屋及社区配套等土地储备，优先发展棕土，以保护乡郊绿化带，避免移山填海，自然生态进一步恶化。

报导揭发棕土成跨国电子废料回收场　

《香港01》记者陈润南报导棕土变成电子废料回收场。他说，香港接收来自美国的电子废料，而由于大陆“严打洋垃圾”政策，香港成为大陆商人经营电子废料回收场的地方，“那些回收场就位于棕土上。”

透过航拍技术，加上与外国环境组织合作，追踪每件电子废料如何运来香港。他认为，现行政策跟不上现况，导致报导公布后，竟无政府部门跟进。“新闻标准与政府执法标准不一样，尤其是环保署对有毒废料的定义很狭窄，媒体难以挑战法律基础。”

执法宽松　违例发展“冇王管”　

世界自然基金香港分会代表刘兆强，直指棕土的出现，及历年来其范围不断扩展，与规划署执法失效有关。他以后海湾的自然生态为例子，“由1979年到现在，后海湾附近开始出现棕土，并危害该处的生物多样性。农夫以废料填堵鱼塘，牵涉非法倾倒，是违例发展。”

然而，他认为规划署执法力度不强，一般程序而言，规划署会发出警告信予违例发展的业权人，若不作改善，则会发出“强制执行通知书”，业权人改过后，规划署会拟定发出“恢复原状通知书”及“完成规定事项通知书”。他批评，整个执法程序最长可达8年，平均个案罚款60,000元，而最高罚款是500,000元。“由此可见，规划署执法宽松，罚款欠阻吓力，加上执法时间长，受破坏的土地需要更长时间复原，对生态影响深远。”

棕土“大茶饭”　连结乡绅政府利益

公共专业联盟是本港最早提及棕土政策的组织，早在2012年已经有倡议关注新界棕土问题。主席黎广德说：“一块土地本来是农地或绿化地，随著政府规划，它们会先变成棕土，然后再发展成各类型的用地。”

“土地各种状态背后，反映不同利益集团，农地所代表的是乡绅、原居民的利益，棕土恰恰位于其中，有如中介一般，连结政府官员、社团、地产商、政客的利益。政府执法不力，其实是各种利益勾结的结果。”

他认为，要解决棕土问题，必须认清其利益结构，才得以伺机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