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政策论坛】革新监警会　助警队走出困局

反对《逃犯条例》修例风波引起数十次示威和警民冲突，有意见质疑警方的处理手法，特别是经过“元朗站721事件”和“太子站831事件”后，对警队越趋反感，除了“五大诉求”中提出的“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更有声音要解散警队，可见警队公信力备受冲击。如果再不处理警察问题，警民之间不信任将深不见底，作为香港最前线的执法机构，日后的工作将会困难重重。
撰文：藏锋　中大应届毕业生、90后

无论如何，政府必定要跟进个别警员执法时的不当处理手法，目的不是把政治责住推卸到警队身上、也不是平息民怨（那是政府的责任），而是透过调查警员的过度武力、失职、怀疑的警黑合作等，找出警队的害群之马，追究失职的高中低层的警务人员，让警队（特别是前线的警务人员）不会成为政治磨心，挽回公众对警队的信心，还正直、尽忠职守的警员一个公道。

解散警队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可行性极低。于政府而言，解散警队不但令香港治安部队出现真空，更对尽忠职守、“毫不怀疑地服从上级长官一切合法命令”（合法不等于恰当，在定义警员的不当行为时，需视乎其行为是否源于个人意志或上级指令）的警员不公；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政府已在多个场合表明不会采纳，原因为在现行机制下，已经有与独立调查委员会预想中的机能相似的法定机构—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监警会）。

监警会选项

然而，作为制度内的法定机构，本可作监察警队，即使特首再加人到会内，为何市民大众没有考虑、甚至抗拒、不相信监警会？监警会公信力不足有两大成因。

一、监警会制度上存有缺陷。在现行的两层架构下，监警会虽则名为负责观察警队，实则只负责审核投诉警察课提交的报告，监警会并不拥有调查权。委员只可以跟据投诉警察课调查后撰写的报告，判断是否接纳该报告。若果监警会不接纳报告，也只可要求警方重新调查，但监警会没有权力作出调查，严重限制监察力，在十年间，只有约3%至4%个案获证明属实，其他则不了了之。至于投诉警察课同属警队，现时警队形象缺乏公信力，拖累市民对投诉警察课的观感。所以，制度上的缺陷使监警会只能“观察”警队，亦不能确保投诉警察课工作的认受性。

二、监警会人选缺乏认受性。监警会全部成员均由行政长官委任，若市民认为委员的政治取态出现明显偏颇，亦容易因部分委员怀疑偏颇警方而产生质疑，也会影响市民对监警会的形象。而市民对监警会的信心长期处于低水平，政府有必要正视此问题。

以扩大监警会权力和人选增加公信力

笔者认为，政府应“转危为机”，大刀阔斧改革监警会，扩大职权，给予主动调查权；另一方面透过民意代表或其他方法，增加委员认受性，不但可调查警方在是次风波中的不当处理手法，亦可以重新建立监警会公信力，从而改善警队形象。

短期内，政府应扩大监警会的职能，给予法律约束力，当不接纳由投诉警察课的报告时可主动调查外，更可因应社会重大利益而主动作出调查，追究相关警员。前者弥补现时制度的缺陷，后者则可减省投诉警察课的行政时间，尽快处理警方影响社会重大利益的不当行为，包括疏忽职守、滥用武力等，于重大的社会或政治事件前维护警队专业的形象。

在长期而言，行政长官在人选上应把能力、市民认受性等因素也放到考虑范围之中。民选代表固然可大大增加市民认受性，但亦容易因其政治取态而影响对警方的判断，因此政府更应该邀请有公信力人士，海外专家，例如退休法官、资深大律师等作领导及委员；同时监警会也应善用调查权，适当时主动开展调查，加强市民信心。

总括而言，是次风波突显出监察警方机制的不足。警队是专业的执法机构，但只有一个完善的监察机制作为前提下，市民才会信任警队执法，信任执法时的“专业”判断，而不是所谓“前线警员也有情绪”、也不是“视数百个手持铁通的白衣人为非危险人士”、更不是“拘捕先于人命”的判断。政府应改革整个监警制度，扩大监警会的权力，查出是“上级命令”或是“个人意志”而出现的不当行为，再追究专业失当的警员。否则，当你只以最严重罪名控告示威者的同时，放过执法手段不当的警员，警队的专业形象将会无法挽回，政府与市民之间的裂痕会越来越深，亦无法令人信服香港是个“法治”社会。

（文章内容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