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论坛】香港有没有为AI时代做好准备？由新加坡的经验谈起

在公共政策上，很多重要政策的讨论往往被忽略了，因为它们虽然重要(important)，但并非紧急 (urgent)，没有逼切性要立即解决。不过，这种延误往往代价不菲，使社会在缺乏准备下最终面对恶果，而香港缺乏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的政策讨论，便是其中一个最佳例子。
撰文：黄伟豪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数据科学与政策研究课程主任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或简称AI) 的来临，势必为世界带来重大的转变，劳动力与就业市场将首当其冲。可是，到目前为止，香港仍然没有太多有关这方面的政策讨论，相反，新加坡便较为积极和具前瞻性。为此，笔者负责主持的香港中文大学数据科学与政策研究课程，便邀请了来自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艾德教授 (Professor Araral Eduardo)，以“人工智能与职位流失: 新加坡的经验”为题作出分享。这个讲座吸引了不少校园内外的同学和朋友参加，当中包括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的秘书长邓特抗教授，显示了这个题目的重要性，对就业和教育均有深远的影响。

很多对人工智能的忧虑源于它可以取代人类的工作岗位，进而引发大量人口失业。艾德教授指出在新加坡，无论是政府或学界，早已展开相关的讨论。要了解人工智能是否会在工作上取代人类，他引用了著名电脑科学家李开复的新书《AI新世界: 中国，矽谷和AI七巨人如何引领全球发展》（注一）中的分析架构。首先，如图一所见，所有的工作均可以用两大层面来分类。第一个层面是社会性 (social)对非社会性 (associal) ，意思是指工作的性质是否必须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和沟通，而工作的对象又是否希望被人类而非机器服务。第二个层面是优化类型 (optimization based) 对创意或策略类型 (creativity or strategy based)，顾名思义，是指工作是否需要透过精密和准确的计算，来得到最佳的答案，还是没有一定的常规和死板的定律可寻，着重创意与策略思维。

图一: Risk of Replacement: Cognitive Labor （各工种类别被取代风险）

透过图一的框架分析，很明显，人工智能暂时还未可能取代所有人类的工作，最高危的只有图中左下角被称作死亡之区 (dead zone) 的“高风险区域”，这些工作的例子包括了基本的翻译员、一般保险的销售员和电话推销员。另一个极端，当然是右上角着重社会性及策略和创意的“安全区域”(safe zone)，这些工作包括大律师、精神科医生和行政总裁。至于教师、财务策划师、导游与婚礼策划师等工种，则属于左上角的人肉板面 (human veneer) 或“人本职位”，意思是指虽然这些工作的性质是较适合善于自动化及优化所人工智能，但由于服务的对象仍喜欢与真人互动和沟通，在可见的未来仍未有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危险。最后一类是右下角的“逐步蚕食”(slow creep) 区域，当人工智能能够进一步模仿人类的创意和策略思维的时候，一些职位如研究员、设计师和艺术家，也终有一日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事实上，只要大家有留意时事，不少人工智能的科学家正研究如何运用人工智能在艺术和创作等行业之上。

以上分析同时带来了好消息和坏消息。好消息是人工智能不会完全取代所有人类的工作，大家毋须过度恐慌；坏消息却是受人工智能所影响最深的“高风险区域”的职业，往往是由较低学历和技术的弱势人口所主导。换言之，人工智能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之一，是使原来已在职业和社会上处于弱势的一群，变得更为弱势，情况一如由互联网所带来的数码鸿沟 (digital divide) 的现象一样，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不均。

图二: Human – AI coexistence in the labor market （共存于劳工市场的人类与人工智能）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转变，艾德教授指出政府可以从三个R入手处理问题，即 Reduce (减少)，Retrain (再培训) 和Redistribute (再分配)。三个R可互相共用，并非互相排斥 (mutually exclusive)。

Reduce的概念可以有正向和负向两方面。正向方面是指由于科技发达，人类可以工作更少时间。因此，有先进国家如德国等，正研究减少工作时间，在维持现有生产力的同时，也可提升国民的生活质素；负向方面是由于职位减少，可能要出现原来一个人的工作和薪酬，要由两个或以上的人来分担，虽然每个人的收入也缩了水，但仍比完全无工作和无收入为好，也可降低整体的失业率。

Retrain指的再培训有两个含意，一是培训处于“死亡之区”的员工，让他们有足够技能转到受人工智能影响较小的行业工作，二是给予他们人工智能上的知识及技术，使他们可以透过人工智能改善自己，化危为机，把人工智能转变为提升工作效能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大家可以参考图二，除了“死亡之区”的工作将会完全被取代之外，其余的工作均可透过人工智能来提升人类的表现和效率。

不过，再培训会对年龄较大的人口带来莫大的压力，而且作用亦有限，所以第三个R，即Redistribution (再分配) 便不可或缺。人工智能的进步使社会更富裕，所以真正的问题往往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最简单而又被经常提及的再分配方案，便是“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确保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人会因人工智能的发展，而不能满足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透过艾德教授的分享，我们可以看见一切不代表新加坡特别成功，但至少它已起步从一个宏观和有系统的角度，来展望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及早做好准备。相反，香港在这方面的政策讨论远远比新加坡为少，亦未有顺应Reduce和Redistribution的趋势减少工作时间及给予更佳社会保障，其中部分新推行政策更被指收紧年长人士的社会福利，令最易受人工智能打击及取代的低技术长者，生活压力进一步加重。在人口老化趋势下，香港更需要及早思考和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否则社会将会面临冲击。

最后，艾德教授提到的其中一点也十分值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除了政府外，大学在为社会迎接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机遇上，也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他来自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已为毕业生制定了终身学习的“长期合约”，随时欢迎他们重返校园补充知识。由此可见，大学已非过往的“学位工厂”，而是主导社会发展和更新的引擎，大家学习的终身伙伴，这一点亦十分值得香港各所大学借镜。

参考资料

Lee, Kai-Fu. (2018). AI Super-Powers: 一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Y: Mariner.

（文章内容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