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王丹吁香港年轻人静待历史时机：政局愈保守危机愈大

三十年前，20岁的王丹风华正茂，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早在1989年学运前，就在校内组织民主沙龙，学运爆发后，他亦是站在最前线的学生领袖之一。不过坦克和枪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亦改变了王丹的命运。他是头号通缉学生，两次入狱，最后变成“人质外交”的筹码，流亡到美国后，至今未能回国。三十年后，王丹依然走在推动民主的前线，去年在美国成立智库“对话中国”，整合海外和港台的民主力量，推动华人社会民主化。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他接受《香港01》专访，指无论内地还是台湾、香港，这些年的发展都深受六四影响，他一直关注香港的政局，对于雨伞运动后社运陷入低潮，他寄语港人等待时机、不要放弃，“反逃犯条例13万人站出来，就知道火还在香港人心中燃烧。”

三十周年的意义　不仅于悼念悲剧

多年来一直在公众视线下的王丹，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非常忙碌，先在欧美多所大学巡回演讲，又到台北出席六四三十周年研讨会，还接受全球不同传媒的访问。到台北之前，他接受《香港01》记者越洋视像专访，回顾、反思和展望争取民主的路程。

记者月中亦在台北现场采访，王丹以一贯温和与坚定作风，在研讨会台上有条不紊地阐述重建六四记忆的重要性。台下的王丹则略显疲态，但仍顺应各种采访要求，只为留下更多历史凭证与反思。

他强调，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不仅悼念悲剧及分析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是叩问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从一战到二战到八九，要不要再犯同一样错误，一再（对中国）怀抱希望，一再being naive（幼稚）？”

担当意识　走到学运最前

“我在1988年，整年都在北大校园从事校园民主活动，组织民主沙龙，学运爆发后我们也没有推卸责任，站到整个运动最前面。”王丹记得，自己成为历史主角的原因和感受，“我们非常庄重地承担国家民族的责任，但也有些兴奋。那么多群众、学生集中在广场或长安街上，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二十多岁居然能改写历史，也有一份光荣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爆发过不同的学潮，王丹并无料到，八九民运会扩展至全国，“这是与政府互动的结果，如果没有‘四二六社论’、戒严令，也不会扩展到这么激烈。”王丹更没有预料到的是，民运在枪声和坦克铁轮下落幕，“整个八十年代的成长和经历，不可能想像正试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政府，会用正规军屠杀人民。”

成人质外交筹码

6月3日夜晚，枪声响彻京城。当夜王丹并不在天安门广场，而是在北大校园内，他说当确认解放军开枪后，脑中一片空白，“无法思考、无法记忆、无法表述，完全出于麻木状态。”王丹被列入21名通缉学生领袖中的首位，他先逃亡到安徽，但无法忍受躲藏，又回到北京，最终在7月2日被捕，换来四年刑期。

出狱后，他为政治犯家属筹款，发动公民上书，到1995年再次被捕，被判监十一年，“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就是一个人质，作为交换的筹码。”1998年王丹获保外就医到美国，之后未曾踏足中国内地，他年迈的父母只能出国探望他，但他今日依然希望回国，继续未竟之志。

成立智库整合民主力量　让外界认识另一面中国

2008年，王丹取得哈佛大学历史暨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翌年到台湾的大学教书八年，之后回到美国，去年在六四二十九年之际，在华盛顿成立“对话中国”智库，整合海外和港台的民主力量，推动华人社会民主化。智库成员除了1989年的学运领袖吾尔开希、项小吉，以及当年的知名知识份子王军涛外，还有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

王丹说，理事有黄之锋和林飞帆，是希望打破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隔阂，“把大家凝聚在民主的旗帜下，共同推进整个华人社会的民主化。希望整个世界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各国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制定方面，能听到来自中国异见人士或者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声音。”智库亦会发表研究报告，让西方社会认识另一面的中国，例如智库成员、流亡美国的前人权律师滕彪发表研究报告，探讨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政府压制人权和自由中的角色。

有中国学生以为镇压合理

转眼三十年过去，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这段历史，在中国内地依然是禁忌。王丹说，执教鞭以来，接触过许多“后八九”出生和成长的中国内地学生，很多人都知道有六四这一禁忌，只是不知道当中细节，不少学生更觉得镇压是合理的，“这可以理解，在国内受教育就是这个样子，也想像不到政府这么凶残，正如我在北大读书时，也不相信文革中有人吃人一样。我是历史的见证人，可以实事求是告诉他们当年的事情，谁愿意坐下来跟我面谈，我有这样的自信，他们之后的观念都会改变。”

政治改革进程停顿　并非“八九”而是“六四”造成

王丹说，在大学巡回演讲其中一个重点，是要厘清“八九”和“六四”之别，“1989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八九民运’，学生提出民主诉求、反对腐败；另一个是政府主导的‘六四镇压’。”他常遇到质疑，是学运打断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令中国（民主）倒退几十年，“学生有权利走上街头表达意愿，政府可以选择屠杀或者不屠杀，改革的停顿不是‘八九’造成的，是‘六四’造成的。”

另一种质疑，是当年学生不肯退场，造成悲剧。但王丹说，当年在广场上，每间大学都有代表，就预算、宣言等重大议题投票表决，高峰时有三百多个代表，“5月底我们曾经提出过撤离广场，但被联席会议否决了。我们是有机制，广场上没有失控。”

六四后，中国遭西方封杀后不久，又重回国际市场，经济飞速发展，至今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令以镇压换来经济奇迹的“经济发展论”大有市场。王丹对这种论调嗤之以鼻，驳斥说：“是否有人愿意让子女被杀死换来经济发展呢？若只让自己小孩活着，希望别人死，这样跟禽兽无异。”

政治上愈保守强硬　民主化可能性愈大

八九民运以六四镇压收场，不过王丹认为，八九民运依然留下许多种子，为中国的变革储备人才，亦打破了中国传统上人民对政府的无条件信任，“当年，如果没有对政府的信任，学生是不会走上街头的，今天的大学生根本不会上街，因为今日中国人对政府是不信任的。”

三十年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刹停后，中国的民主和自由程度停滞不前，近年内地意识形态上更愈来愈保守，王丹笑说，“经过三十年来的洗脑，中国人的思维水平稳步下降，脑残程度稳步提升，是整个民族堕落的表现，很可悲，但这是现实。”但他并不悲观，“政治上愈来愈保守和强硬，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危机愈来愈大，紧张、焦虑，所以，民主化的可能性也愈来愈大。”

13万人反逃犯条例　证雨伞运动无失败

政府愈紧张焦虑，人民喘息的空间愈窄，内地如此，香港亦如此。香港自2014年雨伞运动后，社运陷入低迷期，一直关心香港政局的王丹说，这是正常的历史现象，但若认为运动失败是过于悲观，“人类历史上追求进步的运动很少一次就成功，所有的成功都是以一次次失败积累的。雨伞运动令年轻人关心香港的命运，投入基层选举。香港人恢复的能力也是非常强，这次反逃犯条例，13万人站出来，你就知道这把火还在香港人的心中燃烧。”

近年，香港维园烛光晚会受到质疑，学联退出支联会，更有人希望将中国与香港切割，认为六四是“邻国的事”，与香港无关，王丹坦言只能当小孩子的话，“香港今天的局面，百分百是中国造成的，中国民主化，香港才有各种空间，去讨论前途。”

八九民运没有结束　只是换了城域

今日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处境，王丹说都深受三十年前的事件影响，他觉得八九民运一直在香港延续，“感激二字不足以形容我对香港的感情，三十年以来的维园烛光晚会，就是八九民运没有结束，只是换了城域，到了香港。”

他寄语香港年轻人等待时机，不要放弃：“我对香港的年轻人说，香港今天的情况我完全知道，非常令人绝望，但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在这么绝望的情况下，如果不放弃，多少还会有一点机会。经过一段历史时机，未来还是光明的。”

上文节录自2019年5月27日出版第164期《香港01周报》文章〈六四30年　寻记忆　思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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