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天安门四君子周舵反思激进革命文化：民主宪政路遥遥

1989年6月2日，周舵与刘晓波、侯德健、高新在天安门广场见记者宣布绝食，四人后来被称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6月4日凌晨，他与侯德健与戒严部队军官谈判，让最后留守的数千学生撤出广场。六四后周舵被捕，关押近一年后获释，曾到美国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但他没有如其他民运领袖一样，流亡外国，而是决定回国。近年周舵不时在网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等敏感话题。他不赞同香港采取“违法达义”占领中环的模式争取民主，但被问到内地政治近年是否走回头路，他说“这是最粗的红线”，不能碰、不能答。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系列报道：寻记忆　思前路天安门四君子周舵　难忘与军官谈判撤离广场生死一线天安门四君子周舵反思激进革命文化：民主宪政路遥遥

被扣上“操纵学运幕后黑手”帽子

六四后周舵被捕，关押近一年后获释，1992至1994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系担任访问学者，但他没有如其他民运领袖一样，流亡外国，而是决定回国。

“所有亲戚都老泪纵横劝我不要回去，我说我爱国啊。”周舵苦笑地说道，回国正因中华民族历尽苦难坎坷，“肩上有责任，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事情，让民族不再重蹈历史覆辙。”

审讯期间，周舵被扣上“操纵学运的幕后黑手”之名，他反问若背后有人操纵、有严密组织，事情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回国后，他在持续被监控下，研究中国政治，“中国政治现代化不可能靠激进革命、三天两晚就完成。只能一砖一瓦，做思想理论建设。”

不认同占领中环　是激进党文化所害

比较1989年的民主运动，以及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周舵有自己一番体会和看法。他直言不赞同采取“违法达义”占领中环的模式争取民主，更认为两次运动中，学生领袖到后期难以控制群众，示威现场愈趋激进，温和声音被认为是“叛徒”，这都与共产党的激进文化并无二致，即坚决不妥协、不知进退。

“这是共产党几十年来向人灌输的、激进革命的党文化：革命英雄主义、往前冲、谁往后退就是叛徒软骨头。实际上共产党自己并不是这样，共产党的策略非常灵活，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

最粗的红线　不能碰、不能答

近年周舵不时在网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等敏感话题，文章不仅仅在网上发表，周舵更曾称有渠道让中共的领导层看到。

他认为纵观世界历史，英美所代表的自由宪政模式成为现代化主流模式，但中国在1949年选择了法俄式的激进革命模式，是走错路，“从斯大林模式，怎么走出来，走回自由宪政的英美道路，难度更大。”

记者紧接问，从1989年至今，或习近平上台后，是否又走回头路，周舵如此回答：“这就是那条最粗的红线，是不能碰的，所以这条问题我只能不回答了。”

上文节录自2019年5月27日出版第164期《香港01周报》文章〈六四30年　寻记忆　思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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