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天安门母亲追求“真相、赔偿、问责”决心不变

1989年4月中旬，北京爆发民主运动，学生涌至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自由。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凌晨，解放军清场，大批市民阻止军队入城，士兵开枪镇压，至清场完毕后，北京城内依然枪声处处。不少人成为枪下亡魂，死难者家属组成“天安门母亲”群体，要求“真相、赔偿、问责”，追求公义的代价，是多年来不断受打压。六四三十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发言人尤维洁在北京接受《香港01》专访，诉说守灵三十年的苦路。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系列报道：寻记忆　思前路天安门母亲追求“真相、赔偿、问责”决心不变维园烛光不灭　天安门母亲：温暖我心、照亮艰难路程

张先玲子中枪　埋尸天安门旁

张先玲今年已81岁，退休前是航天部高级工程师。一年半前，他的丈夫、中国著名琵琶音乐家王范地病逝。张先玲说，丈夫临终前有一只眼睛没有闭上，她许诺完成丈夫未完成的心事，继续肩负天安门母亲的责任，之后就把丈夫的眼睛闭上。

1989年，张先玲儿子王楠只有19岁，是北京月坛中学的学生。三十年前与儿子的最后对话，令她自责至今。“6月3日那天晚上，他问我：‘妈妈，你说会开枪吗？’当时我不该跟他说‘不会开枪的’。他想当摄影记者，说要看看历史的真实情况，带着相机和录音机就出去了。”

这一别成为永诀。六四镇压后，王楠失踪，到6月14日张先玲才找到儿子遗体，“他在（天安门西面）南长街南口遇难后，被埋在二十八中学的墙外。”6月7日，中学投诉尸体发臭，戒严部队把遗体挖出来，因为王楠刚结束军训，穿着旧军服，被误认是士兵，“他那个坑里埋了三个人，另外两个是无名尸，肯定被烧掉了。这也是老天爷有眼，让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旁边还埋了人。”

张先玲后来才知道，子弹射穿王楠的头盔，他左前额中枪，子弹从左后脑射出，戒严部队威胁群众不能救人，有跟在部队后面的医学院学生帮王楠包扎，但失血过多，回天乏术。

那一夜的枪声和救护车鸣笛声，张先玲至今依然无法忘记。“一眨眼三十年过去了，事情还没解决，我心里非常痛苦，这是在世界眼前杀人的惨案。一个大国家的执政党不敢面对自己所犯过的罪行，只能说执政党自己的怯懦和没有人性。”张先玲把王楠中弹的头盔捐给香港的六四纪念馆，让世人记得军队的暴行。

尤维洁夫膀胱中弹　伤重不治

1989年，当时只有35岁的尤维洁在北京印染厂从事科研工作，她的丈夫杨明湖在国家机关做贸易，二人有一个五岁的独子。同一个黑夜改变了他们一家的命运。

6月4日凌晨，枪声惊醒了杨明湖，因为惦记学生，决定到广场看看，尤维洁在家中照顾儿子。尤维洁听了彻夜枪声，但没有等到丈夫回家。当日早上，一名年轻人到他们家中，告知杨明湖中枪受伤，“他说用车拉了七个人去医院，其中五人已当场死亡。”尤维洁无法忘记当时在同仁医院看到的一幕，“每个房间都是市民和学生，身上都是血淋淋的。”杨明湖膀胱中枪，骨盆粉碎性骨折，手术只能修复膀胱。“他醒来后说自己在（天安门东面）南池子中枪，从公安部出来的军队开枪扫射。”

杨明湖大量失血，但医院的血库只能留给受伤军人，尤维洁要到街上找陌生人捐血。她本计划待丈夫康复后才问中枪的细节，“我一直以为他会好，但原来他骨盆出血，医生处理不了，6月6日早上8时他就走了。”丈夫的病历，由枪伤被改成泌尿系统疾病。

当年杨明湖并无走在民运前线，但心系学生，中枪前几日从广州出差回来。三十年后，尤维洁展示丈夫出差时拍摄的相片，记者认出拍摄地点，她才知丈夫去过今日被归属为大湾区的佛山等地。她觉得当局三十年来不提六四镇压全因心虚，“对国民用残忍方式镇压，政府心知肚明，自己所做的是反人类罪行。”

李鹏辩称家属不愿公布死者名单

张先玲和尤维洁一家均在六四中失去至亲。她们原本独自承受痛苦，后和丁子霖等组成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寻访和联合其他死难者家属，争取“真相、赔偿、问责”。丁子霖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丈夫蒋培坤是同系教授，二人的儿子蒋捷连在1989年只有17岁。那年6月3日晚上11时多，蒋捷连在天安门西边的木樨地中枪，子弹从后背左侧穿胸而过，伤及心脏，送院前已死亡。

张先玲回忆说，当年总理李鹏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六四死亡人数和名单时，称家属不愿意公布人名，“我和丁子霖听了后很反感，就想找这些人作证。”丁子霖和张先玲决定寻访其他难属。尤维洁之后到万安公墓拜祭丈夫时，看到张先玲儿子王楠的骨灰，便留字条联络，“上面写着他死于那一天。我想对他们说我们是同命运的人，想认识他们。”那已经是六四后两年，三家人就此联系上。

1994年，丁子霖和张先玲已联络到96名死难者家属及49名因六四受伤致残的见证者，透过香港传媒公布死伤者名单。1995年，他们以“天安门母亲”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发公开信，要求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开调查结果，向死者亲属作个案交代，有二十多人签名。天安门母亲群体走上前线，打压随之而至，丁子霖夫妇先后被褫夺教席，发起人屡次被跟踪监视，限制外出，甚至遭到软禁。

难属寻同路人　交棒予新一代

寻访难属之路不易走，原本只集中寻访和联系北京的家庭，但六四中有不少外地学生和市民客死京城，尤维洁等五名成员开始到广东、四川、内蒙古等八个省份，找到21名难属，找回一块一直被遗忘的历史拼图。尤维洁曾说：“将他们的伤口再打开，我自己都觉得非常不人道，但为了历史的见证，必须这么做。”天安门母亲至今找到200多名难属并整理成死难者名单，记录家庭背景和遇难情况。

丁子霖现时已83岁，丈夫2015年去世后，她的健康愈来愈差，亦婉拒接受访问。而随着死难者父母丁子霖、张先玲等年纪渐大，丁子霖决定把担子交到死难者妻子或丈夫的一代人中，天安门母亲发言人的重担就交到尤维洁身上。尤维洁在传媒面前曝光，遭受的监控愈来愈多，工作单位甚至受压，幸上司理解才能维持生计。但她和张先玲都觉得，死难者子女一代仍未到接班的时候，因为这一代人仍是青壮年，若走到最前线，随时饭碗不保。

当局曾试探以个案谈赔偿　丁子霖拒绝

成立以来，天安门母亲成员一直争取“真相、赔偿、问责”，但多年来发给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均没回音。2016年，丁子霖收到一名神秘男子电话，声称会在2017年“十九大”后与家属商讨赔偿，但丁子霖以他不是代表官方为由拒绝。尤维洁亦透露，更早前有警察找过一位难属谈赔偿，“是试探性的，没谈具体内容，丁子霖明确拒绝这种暗箱操作的方式。”

张先玲觉得，当局试探要求难属不以群体名义商谈赔偿，是政府向来分化、瓦解、收买的手段，她会坚持追求真相和责任。但她亦承认，天安门母亲是一个松散的群体，若个别成员愿意私下接受政府的赔偿，群体不会反对。

“这是国家正规军，在国家明令下，开着坦克，拿着机枪，杀和平示威、要求反腐败的老百姓。如果不镇压六四，后来的腐败不会这样泛滥成灾的。”张先玲没有想过，抗争会持续三十年，但她坚持要公开真相，才能彰显公义，“六四是特殊的惨案，要通过立法赔偿，要公布真相，杀人的真相，杀人对不对？杀了多少人？杀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每年六四都会举行烛光悼念集会，张先玲和尤维洁说，感谢香港，“维园的烛光温暖我们的心，照亮我们艰难的路程”。（详见另稿）

上文节录自2019年5月27日出版第164期《香港01周报》文章〈六四30年　寻记忆　思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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