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在香港，屠杀是一段空白的历史

位于香港岛筲箕湾道460号的艾莎国际学校中学部，是全亚洲唯一的犹太式教育中学，校舍四楼的其中一个房间，是香港犹太大屠杀及宽容中心（Hong Kong Holocaust and Tolerance Centre）的地址。这个中心成立至今未足七年，不算太长，加上它的位置处于校舍内部，即使当区居民都未必知道它的存在。
南京大屠杀80 周年纪念到来之际，上周五、六，中心与亚洲协会（Asia Society）、“面对历史和我们自己”（Facing History and Ourselves）组织合作举办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历史讲座及教师工作坊。虽然南京大屠杀、犹太大屠杀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事件，但性质不尽相同，在全球引起的关注也有很大区别。这令人不禁想问：为何一个关注犹太大屠杀的组织，要去举办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活动？

香港犹太人大屠杀及宽容中心教育总监李家豪说：“在外国有很多纪念犹太大屠杀的中心，但是我们中心的名称加入了‘宽容’二字，原因在于我们并不是只谈犹太大屠杀。虽然犹太大屠杀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也会涉及相当多关于种族灭绝（genocide）、南京大屠杀、赤柬大屠杀等其他问题的讨论。”近期缅甸军方迫害罗兴亚人再成国际焦点，中心亦发表声明表达深切关注，并且强烈谴责一切以平民为目标或影响平民的暴力行为，呼吁缅甸政府确保属于任何种族或宗教的平民都获得人身安全、法律保护和权利。

人类共同记忆

作为全亚洲唯一同类题材的组织，香港犹太大屠杀及宽容中心的使命是成为面向学者、教师、学生和普遍公众的国际资源中心，并致力在亚洲开展关于犹太大屠杀的教育和增进公众对此的认知，但是它最终的目标却不限于这起单一历史事件。正如中心在每年1月27日缅怀大屠杀遇难者国际纪念日，宣读联合国大会关于纪念大屠杀的第60/7号决议所言，“重申大屠杀造成三分之一犹太人和难以计数的其他少数民族成员被杀害，将永远警示所有人防范仇恨、歧视、种族主义和偏见的危险”。

李家豪指出：“犹太大屠杀影响的不只是犹太人；南京大屠杀也一样，不只是中国人的事，它们其实是人道的事件。当大家都身为人类，在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就不会区分这个是犹太人大屠杀、那个是南京大屠杀，而应该觉得是每个人都要关心的事情。”不同族群追溯表面上跟自身无关的屠杀史，体现人们对大规模屠杀事件的关怀不受国境与种族制约。

在港教育难处多

李家豪强调，他们想透过大屠杀教育去处理歧视和暴力的问题。无论是南京大屠杀，抑或是犹太大屠杀，以至在世界上不同时期的其他大屠杀，它们所反映出的都是当人与人之间的歧视对立去到最极端时，可能带来的极端后果，故此中心才会强调“宽容”，用意是以历史教训防止各种歧视及种族灭绝思想，以及增强人类彼此的宽容和理解，为社会作出建设性贡献。

犹太大屠杀及宽容中心立足于香港，所以它的服务对象很大部分还是面向本地学校。视乎不同学校的教学模式，展开大屠杀教育的障碍也有不同。以日军二战暴行为例，本地传统文法学校课程尽管会触及，但由于课时编排紧张，教师往往只能够在课堂上用片言只语轻轻带过，导致学生仅能浮光掠影、欠缺深入了解。譬如有本地学生曾向李家豪表示，他们知道“七三一部队”的存在，却没听过有部队主脑在战后透过秘密交易避过审判。

相比之下，国际学校的时间表一般较有弹性，更容易配合中心活动，惟其学生接受历史教育倾向聚焦欧、美世界，对于亚洲同期事件近乎只字不提，加上南京大屠杀的英语教学资源有限，所以不少学生在听到中心职员分享相关史实时，感到无比新鲜及惊讶。李家豪回忆道：“有一个学生来中心搜集资料完成专题研究之后，跟我说觉得十分感慨，原因是他读书这么久，自己明明又身处在香港，却要问：‘为何我会不知道这一段历史？’”

香港犹太人大屠杀及宽容中心上周五与面对历史组织共同举办的纪念南京暴行80周年公众讲座，请来牛津大学中国中心总监兼现代中国历史及政治系教授米德（Rana Mitter）主讲，内容重在“教育南京暴行的历史重要性”。身为印度移民后裔的米德是西方学界新一代“中国通”，更是欧美研究中国抗战史的权威专家。他在2013年出版《被遗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一书，利用解密档案史料重新探讨八年抗战，突显中国军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之中抗衡轴心国扩张的贡献。该书出版以后广受各方欢迎，连续七个月位居亚马逊同类畅销书榜首位置，更获《经济学人》、《纽约时报》选为“年度必读图书”。

讲座开始之前，米德教授接受了本报专访。他对于中国抗战史产生兴趣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这段历史的重要性在西方世界里并未获得足够注意，“人们认识现代的中国往往始于毛泽东与共产党获胜的1949 年，对于此前几年发生的事情往往是匆匆带过。”

牛津印裔学者改变歪风

在《被遗忘的盟友》出版之后，近几年西方学界慢慢改善“恶习”，但相关变化的步伐仍然缓慢，“当特别谈到中国战争的时候，西方读者对比起其他的战场，仍然倾向对它有较少的认识；即使是太平洋战争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东南亚战场，我想它们也是较多被提及的、认识也较深入，中国战争相对来说还是处于正在研究中的阶段。”所以米德期许有更多西方学者加入这个研究行列，他推介的其中一本新研究著作，是剑桥大学现代中国史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的《战火中的中国》（China at War），该书从军事史角度将抗战与后来的国共内战及韩战联系起来，观点颇有启发。

南京大屠杀作为抗战史的一个重要事件，米德在《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当然也设有章节专门探讨。他形容，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学生都应该认识南京大屠杀，原因至少有二：

首先，作为一件历史事件，它反映了一个帝国主义社会决定违背民主、走上自私残暴之路以后，会对邻国做出何种行为，“在南京对中国人的暴行酿成多人死亡，但这并非深思熟虑的计划造成的产品，反而他们是对一国君主效忠之心激发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当时日本对建构亚洲秩序有自己一套独特观点，但它遭到中国人的坚决反对。这种单纯意识形态层面的落差，居然可以带来如此恐怖的现实后果，这是今天人们仍然应该认识南京大屠杀的首要原因。

其次，像南京大屠杀这种历史记忆，本应有力加深中日关系，但到今天双方仍未能够放下这块心头大石—中方继续利用其国殇定位来服务地缘政治目的，日本右翼则试图淡化事件，因此“我们只有认真重温当年史实，才能协助促成这两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就此问题达成共识，以及避免东海陷入紧张局势。”

尽管米德也承认，中日两国从冷战以来受到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影响割裂长达40余年，短时间内难以像欧洲诸国对犹太大屠杀那样获得一致观点，但他依然有信心透过增进两国年轻学生的交流活动，可以促进未来中日两国冰释前嫌。

让南京大屠杀成为举世历史教材，用意绝非突显日本人的罪孽深重。米德在讲座上特别提醒，“要说任何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一个文明，较其他人更易或更难作出野蛮或残暴行为，是于理不合的。在历史上不同时间，许多国家与人都做过类似的不当举动，而理解他们的行事原则或许有助于阻止它们在未来再次发生。”何况日本认同南京暴行或否定其存在的人仅在少数，为此事道歉的政治家亦不计其数，甚至在战后最先于媒体中上公开报道南京暴行的也是日本人，他们对将南京大屠杀事实曝光于世的贡献毋庸抹煞，遑论以偏概全地批判及指摘整个日本民族。

香港人要认识南京暴行

对于一些香港人强调本地史、排斥学习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中国史的主张，米德深深不以为然。他指出，南京暴行并非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它同时还是更宽广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要将这场大屠杀视为全球各地大规模暴力的历史的其中一个例子”。

况且，就算真的想认识香港本地史进程，也得将香港置于更宏观的脉络来理解才对，像1925年省港大罢工便是由上海五卅惨案触发，显示华东与香港反殖民斗争一脉相连；至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亦与后来占领香港以至菲律宾等地同为其战略一部分，这些事件应一起放在第二次大战亚洲战场的历史场景进行考察。

正如讲座后米德回答一位观众提问时说，历史是由人类创造的，而创造文明的也是人类；假若我们愿意去学习其他文明的经验，那么当然也能改变文明。所谓“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日本人就是这样的”⋯⋯诸如此类成见可谓不切实际，因为只要比较南京大屠杀前后的中、日两国，就可以发现没人预料到日本人会制造如此暴行。香港人要认识南京大屠杀，并不单纯关乎是否接受中国人身份，身为一个活在地球上的人类，香港人亦应该和中、日以外国家的人民一样，在心中铭记着南京大屠杀以及同类事件的教训。

上文刊载于第90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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