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村上春树书写历史惹争议　日本在纠结什么

今年初，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暌违七年再推出长篇小说，万千书迷一如既往争相抢购。这部名为《刺杀骑士团长》的力作，同时也使村上本人再度卷入有关日本二战历史的争议，原因在于书中对南京大屠杀作了一些描述。
插图：曾永曦

那年12月发生了什么？ 我说：“南京入城。” “没错，也就是南京大屠杀。日本军在激烈战斗的末尾阶段占领了南京城，在那儿杀了很多人。有因战争而杀人，也有战斗结束之后的杀人。日本军由于无暇管理战俘，大规模屠杀了战俘和当地民众。关于准确的被害人数，虽然具体细节在历史学者之间也有争议，但总的来说把多数市民卷入战争并杀害了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

村上春树一向严厉批判日本右翼的修正主义史观，这次他主动针对右翼长年拒绝承认的历史暴行“下战书”，右翼的躁动可想而知。他们贬损村上这样写旨在讨好中国，以增加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

令右翼尤其神经紧张的是，村上春树在书中提到了中国受害者的具体数字：“有说法是中国人的死亡人数是四十万，也有说法是十万人……”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周边地区，加害者身份无从抵赖，但右翼份子每每施展鸡蛋里挑骨头的伎俩，试图混淆视听，歪曲历史。对于当年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日本一直在死亡人数上砌词狡辩，试图抹掉屠杀事实。譬如日本外务省的说法是：“日本政府无法否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入城后，对非战斗员作出杀害及掠夺行为。但被害者的人数有多个说法，日本政府认为要找出确实数字有困难。”　

四十万和十万有什么区别

正如村上所言，“四十万人和十万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屠杀便是屠杀，右翼在数字上“锱铢必较”，使外界无法信任日本当局“对在二战时的行为痛切反省并心感歉意”的说辞，更持续恶化为日本与中韩等邻国发展外交关系的绊脚石，在敏感时节，对立的氛围甚至在有意无意的政治操作之下蔓延至民间。

右翼的口诛笔伐与杯葛杂音，无法阻挡村上旋风，《刺杀骑士团长》甫面世，销售量便突破百万册。该书中译版本月稍后推出，目前在预购榜高踞榜首。村上用文字表达出自己作为一名知识份子的良知，也许他还希望透过自己的笔，向周边国家的万千书迷展现现代日本人的良知，搭建沟通的桥梁。

在实际生活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用各自的方式承载历史。《香港01》找来两位日本人，他们在自己国家的知名度也许远远不如村上春树，但在中国却也说得上家喻户晓，并因自身生活与工作背景而成为中日历史争议的见证者。听他们说说怎么看待这些争议，也是在上一次历史教育课。

“日本鬼子”三浦研一：战争都是历史过程

“来中国20年的纪念。”今年2月，三浦研一在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转发一则有关自己的报道，直到12月，它依然被置顶。12月的第一天，被北京整顿住房安全的政治运动整得焦头烂额的三浦研一，刚刚从生活了十几年的北京市东北部的望京搬家，乘第二天返回日本家乡前的间隙，与本报记者会面。

三浦研一于1963年在日本东京出生，幼年跟随担任教职的父亲在美国短暂生活。回国后，三浦过着和同龄人一样的生活，自明治大学毕业后从事过多种工作。30岁那年对他来说意义深远。因为早年对中国领导人周恩来的仰慕，他选择了考取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师从日本著名“中国通”天儿慧。当注意力转移至中国后，他拒绝天儿慧去美国继续中国研究的建议，而是“一句汉语也不会讲”的情况到了中国。他本来准备攻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博士，阴错阳差之下却走上了拍戏之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三浦研一的拍戏生涯局限于参演各种各样的抗日影视剧。自称只是混口饭吃的他从来不会讳言“日本鬼子”的称谓，在解释他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时，他倒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说自己的国家概念萌芽于美国。因父亲工作的原因，他小时候随家人在美国华盛顿待了六年左右。“那时候美国还在排斥黑人。但是议员的儿子，日本教授的孩子，一下课大家都玩在一起，没有什么中国人、日本人的概念，只有白皮肤、黑皮肤和黄皮肤的区别。有次，幼稚园老师让我画自己国家的国旗，我说国旗是什么东西？看到孩子们用金黄色、鲜红色不断涂抹好复杂的画面，而因为日本国旗很简单，白色中间只有一片红红的颜色，我就说你的好漂亮啊。这是我对国家认识的开始。”

近年，中日关系因为政治争端和历史原因而关系紧张。三浦研一坦言这并没有对他造成多大困扰，“没必要仇恨对方，自己happy就好了”。但是一旦提及对中日之间过去曾发生的侵略战争灾难，他又极力辩驳，“日本没有把中国当成敌人、仇视中国。那些战争都是历史过程。”

“亚洲救世主心态”

“历史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战争是很正常的事。全球七个大洲，你说完全没打过仗的，有没有？基本上没有。统计人类历史3,500年中，地球上没有战争的时间只有200年而已。追求和平世界（的理念）很好，但可惜人类历史中，愚弄和矛盾只是一再重复。”他用“亚洲救世主心态”形容日本从清末到二战对外侵略行为，并认为二战后的日本依然有这种影子。他认为，战后的科幻动漫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特别提到日本动漫家、《宇宙战舰大和号》和《银河铁道999》作者松本零士， “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日本是以科幻片动画片的形式来表达维护世界的意义，没有要针对任何国家。我认为可以容忍他们的理念。”

三浦研一可能未意识到其中所蕴藏的伤害，犹如台湾学者林泉忠所说中日缺乏各自检讨的意识。如今，他仍旧会频繁奔走于片场，但对脸谱化的角色愈来愈感到厌烦。他曾在不同场合提及与一名北京师范大学导演系学生合作的短片《活下去》。影片讲述他扮演的日本军官“搜粮”时，发现一名躲藏在大米袋子的中国女孩，他偷偷地掩盖消息，救了她一命。他希望演一些更立体的、更复杂的角色。他说自己挑选剧本会更谨慎，但是直到目前，中国还没有如愿的剧本。“不，有一个，在我的一名中国朋友那里”，他最后修正道……

加藤嘉一：希望中日之间有健康讨论

“失控、忽悠、诈骗。”在形容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时，加藤嘉一至少两次这样形容。这位在中国成名的日本人出生于1984年。按照他的话来说，他与同龄人是在日本经济萧条环境下长大的一代。“失控、忽悠、诈骗”或许就是这一代人建基于此的历史反思。

何以失控，又何以被骗？在加藤看来，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一是大和民族自信心。“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战胜了清朝和沙俄，对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的确是一件大事。同时，日本从江户时代的锁国转变为到明治维新后的开国，当时的政治家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当局开始不断向民众煽动舆论，宣传战争是有必要打的，是合理和正义的，是可以战胜美国的。

这种民族自信，一定程度上蒙蔽了民众的怀疑。加藤提到了自己的爷爷，“我的爷爷当年去了东北，他给我讲过，他当年也是被骗、被逼迫的，是没有办法的。”

“日本是有反思的”

在加藤嘉一看来，日本对历史是有反思的。他强调，日本当代媒体总是不放过政府，批评非常尖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当年的反思。只不过，这种反思和中国人认为日本人应该的反思有一定的出入。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日本的反思首先应该是对历史的承认，其中体现在历史教科书和官方道歉两个层面。

那么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是如何写这段历史的呢？加藤嘉一非常确定称，在教科书中，描述二战期间日本在华活动时，明确写有“殖民统治”和“侵略”这样的字眼。“这毫无疑问，没有讨论的余地”，他解释，“能够进入教室的教科书，是必须经过文部科学省审批的。在各种教科书中，其中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描述有不同（这无法避免），但它的范围、立场、框架、调子是有一个规范的。”

对于外界批评“日本的教学刻意淡化二战及之后的历史”，加藤回应道，在他的印象里，课堂上学习古代历史的时间比较多，二战后的历史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去学，但他认为这不是刻意回避。“现在很多日本的老师、学生，还有舆论都认为，在学习古代史花很长时间而近代时间较短这样的方式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击败了沙俄和清朝，逐渐变得自以为是，失控扩张，这段历史对现在的日本和亚洲的关系密切相关，“这部分也应该重点去学习。”

两个层面促成和解

教科书仅仅是中日历史问题的一个小小侧面。日本政府近年积极推动修宪，加上一些议员政要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等等，都瞬间点燃中日外交火药桶。右翼政客的执悟，很多中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觉得日本从不反省从不道歉。加藤嘉一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在他看来，1972年中日关系之所以邦交正常化，就代表着中国接受了日本的道歉。“假如日本不道歉，周恩来敢签字吗？”他反问道。因此他认为，中国人批评日本的历史问题，不应该纠结于是否道歉，而是政府的言行不一。“如果仅仅说日本就是一个不反省的民族，这种简单的说辞甚至违背了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的态度。这不仅让日本老百姓不满意，也让日本右翼势力感觉不到痛处。”

那么，面对诸如加藤嘉一这样的日本80后，中日间关系在未来该如何修缮？加藤分析，应有两个意义层面的和解。政府层面的和解容易达成，民间的和解则可能需要多层次的、持续的、最好是理性的建设性讨论，包括媒体、学者、留学生、游客之间各种各样的讨论，然后再做判断。“我特别希望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有更加健康的讨论。”

上文刊载于第90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2月11日）。

原文题为《直面与反思　中日在纠结什么》，现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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