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官员无视审计报告　10年问题无纠正　审计署沦为无牙虎

审计署每年两度发表衡工量值式的报告，监察公营部门的表现及公帑运用。《香港01》记者翻查自1999年起的审计报告，发现平均每个部门受审核七次。不少部门屡批不改，官员出席立法会帐委会聆讯仅仅重复“已作出跟进”、“会深入研究”等虚无回应，有甚者拖逾十年不纠正问题，令帐委会成员叹谓“骂得再狠又如何？他们（受审核部门）没有后果啊”。

上月22日，审计署公布最新一期审计报告，18年内受审核30次的教育局再次榜上有名：报告揭发知专设计学院超收四成学生，另有九成新老师属短期合约，影响教学质素，毕业生就业率亦未能达标。教育局今次的回应，与所有部门每年的回应一样——“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但“同意”过后，有多少实际改善？记者随机检视三个常被审核的政府部门，发现不少问题及建议多年来重复出现，值得大家反思，究竟“同意”是否等于“正视”问题？

问题重复出现 无视审计建议

自1999年开始，在94个受审核的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中，食环署受审核次数位居第三（23次，下表），其“管理街市不善”问题更三度出现。审计署于2003年10月、2008年10月及2015年4月的报告中，重复指出食环署辖下街市的空置率高，斥署方未有评估街市的市场经营能力，并建议关闭部分高亏损的街市和熟食市场，惟署方置之不理，亏损金额已由2007至2008年度的1.6亿元，增加至2013至14年度的2.38亿元。除此，审计署先后于2008年及2015年的报告，建议食环署收回为部分街市代缴的差饷及空调成本，以改善成本效益，惟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社会福利署则15次受审核，在2002年3月“长者住宿服务”及2014年10月“为长者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报告中，曾重复出现买位院舍宿位服务质素较资助院舍低的问题，令长者不愿入住。前者指“大部分长者宁愿轮候35个月才入住资助宿位，也不愿意接受只需轮候11个月的买位宿位”，故建议社署划一所有津助宿位的服务水平；事隔12年，后者批“虽然‘改善买位计划’宿位已订立较高的质素标准，但仍未能与津助或合约安老院舍看齐”，结果在中央轮候册上，表示愿意入住该计划宿位的申请人比率，由2009年的7%减少至2014年的5%。

对于社署监管院舍的巡查次数，上述两份报告亦指署方未达目标。社署辖下有四支督察队，定期视察安老院舍，但2002年的报告揭发“没有遵从社署的视察次数规定”，又批评其监察工作无效率；而2014年，审计署再次指出社署“未能经常达到其定下的巡查目标”，当中有逾七成（24间）属高风险级别的安老院舍。

产业署多年来亦有10次受审核。在2004年3月，审计报告要求产业署所属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评估政府土地用途、尽快而定期进行检讨，时任政府产业署署长关锡宁回应时承诺，“将与有关各方商议，探讨是否应就预留土地进行全面检讨，以及检讨的时间表和模式。”然而，上月出炉的审计报告批评，产业署容许葵涌一个高四层的货仓空置10年，更离谱是，当局自1990年因拟议道路工程收购该货仓，惟经26 年仍未落实使用。另外，两份报告均指，产业资讯系统有部分记录遗漏和有不符之处，但多年来并无改善。

官员毋须问责 消极回应审计报告

《香港01》就有关问题向上述署方查询。食环署没有直接回应何以三度出现同一问题，但指已有新方案应对亏损，并会就关闭街市的建议作咨询，惟未有实际期限。

社署亦称已经推行系列措施以加强监管院舍、提升服务质素，但未有正面回应是否已纠正有关问题。产业署表示，“在确定该用地再没有需要进行道路工程及取得相关拨款后，已委托建筑署进行拆卸工程以提供土地作其他用途”，但未有解释为何该货仓至今仍然空置。

各被批部门的官僚态度，从上述的回应可见一斑，难怪有评论形容，审计署“沦为无牙老虎”。

审计署年报指出，署方会根据项目的重要性、涉及风险及裨益等，审核有关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工作表现及帐目运用，当机构的拨款愈多，被选中机会愈高，审核的次数也愈频密。审计署每年提交两次报告，一直备受传媒及立法会关注，后者设有政府帐目委员会，就报告提及的严重影响公众利益事宜，邀请相关人士出席公开聆讯；帐委会事后要撰写跟进报告，有关部门亦须于3个月内提交复文，审计署署长则会进行周年跟进工作。

至于帐委会没有调查的项目，审计署署长每隔半年会直接要求有关机构提交进展报告，以检讨最新发展。审计署回应《香港01》时重申，有既定机制监察审计报告内各项目的事态发展，以确保建议得到落实，从而提升公营部门的服务表现及问责性。

换言之，审计署只能“寄望”失职部门正视问题，自行改善。然而，记者翻看官员回应帐委会质询片段，发现官员往往力数部门已就事件“全速进行研究”，又指问题牵涉多个部门故未能解决。前香港中央政策组顾问刘细良批评，现时官员态度敷衍，“殖民地政府的公务员制度很清晰，所以更重视（帐委会聆讯），因为受批评会成为工作污点，大大影响仕途。即使在公开聆讯之前，部门也会认真回应审计报告，不会像现时这样马虎了事。”

刘细良认为，官员态度的改变，源于权责关系的混乱。港英时期，布政司司长（回归后改称“政务司司长”）负责监察公务员表现，“他带领效率促进组，帮助部门打破官僚，提升问责性”，而末代总督彭定康更要求所有公务员和政务官，必须回应立法会质询、出席城市论坛，以向传媒解画、向公众交代，并规定上诉机制的答复期限。

刘细良批评，自2002年实行高官问责制后，“多了一班无用的废人”，因为问责官员向行政长官负责，只要特首或中央认可官员表现甚至包庇对方，官员便毋须向市民问责，因此在立法会内，“你（议员）继续骂，我（官员）继续坐。”刘指香港目前仍未有真正普选，政府可通过建制派控制议会，令立法会无法真正向当局问责，公众期望审计署做到有效问责的角色，其实不切实际。

政治环境转变 审计署难应对

审计署无力问责，亦没有监督政策的权力。审计署今年4月发表审视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语常会）辖下语言基金的运作报告，当中提到政府应进一步研究“普教中”的成效，不过，刘细良指“普教中”难以衡工量值来监督，因为他质疑“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审计署依然可以批评政策原则、检视公帑有否用得其所，但未能对应现时政治环境的改变。”刘表示，以往公务员因应公众需要施政，但现时更多政策却可能是由问责官员，甚至中央指示而生，“这是审计署监督权力以外的东西。”刘指，审计制度其实无变，只是香港的政治环境却改变了。

不少人认为审计署和廉政公署同样“超然”，因为《基本法》第57条和第58条分别订明，廉政公署和审计署是“独立工作，对行政长官负责”。然而，廉署有《廉政公署条例》赋予逮捕、扣留和批准保释等执法权力，但审计署的法律赋予仅限于审查纪录，要求公职人员解释、提供所需资料，除此之外并不具有任何追究责任的执法权。

帐目委员会副主席、立法会会计界议员梁继昌表示，审计署和帐委会已恰如其分地完成工作，“已在建制内用尽方法，用严厉的措词指摘部门，有权力及特权条例可传召任何官员来接受聆讯，亦从来没有人敢不来。”他承认有个案积压了三至四年，“但有些问题很大，不是三至五年便能解决，例如僭建。”他认为政府重视审计署和帐委会的建议和批评，以前廉政专员汤显明涉贪事件为例，“谴责完后他名声尽失，公务员事务委员会有跟进，廉署内部亦有改善。”

不过梁提到，要解决审计报告提及的问题，需要调动政府部门的内部资源和人手，惟他们只负责监察，而非行政机关，没有调动资源的权力，故难以令失职部门带来实际后果，正如他们无力追究汤显明，只可留待律政司等执法部门处理一样。“我的要求是，政府应该调配更多资源，用更多时间处理帐委会的建议。”梁认为审计署和帐委会已有足够权力，但承认即使他们骂得再狠，如果政府没有改善决心，官员亦“没有后果”。

正因没有后果、官员毋须问责，审计报告年复年的批评和建议，及官员没有建设性的回应，渐成常态。今届政府若要展现施政新风、提升施政效率，必须打破官僚心态、正视有关问题、严格要求执行部门落实审计建议。

上文收录自第89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2月4日），原文标题为《谁令审计报告沦为无牙老虎？》，现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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