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桂思死因｜医生未处方抗乙肝药物疑激活病毒　邓裁定死于不幸

带乙型肝炎病毒的女病人邓桂思，2017年因肾功能受损到联合医院看肾科门诊时，医生为她处方高剂量类固醇时，未有同时处方抗乙肝抗病毒药。邓后来出现急性肝炎，并曾两度换肝，最后因败血症死亡。死因庭早前就邓的死作研讯，死因裁判官周慧珠引导陪审团考虑邓的急性肝炎的引发原因，若认为因“开漏药”导致，可裁定“死于不幸”，若认为是自身免疫而起，则可裁定她“死于自然”。陪审团今(7日)退庭商议近7小时后，大比数裁定邓因服用高剂量类固醇，但同时未获处方抗病毒药物，导致乙型肝炎发作，裁定邓“死于不幸”。

女死者邓桂思（44岁），2008年6月在联合医院检查时被确诊为乙型肝炎带菌者，她在2016年7至8月发现其肾功能受损，同年8月至2017年1月曾5度到联合医院肾科覆诊，2017年4月1日不适入院，翌日获处方抗病毒药，4日后肝功能转差，转院至玛丽医院后先后作两次换肝手术，最后于8月26日死亡。

陪审团另向医管局提出5项建议：

1. 有关处方高剂量类固醇使用时间，服用少于7日，仍要归纳为高风险类别，并需处方抗病毒药；

2. 即使乙型肝炎带菌者没有病征，局方仍可考虑资助他们到私家诊所做定期检查；

3. 教育乙型肝炎带菌者的主意事项及症状；

4. 医生排版纪录须清晰，并让其他诊症医生都能理解；

5. 化验室取消测试时，需要交代原因。

门诊医生认或曾分神开漏药

时任联合医院副顾问医生林治昆供称，他曾为邓看肾科门诊，认为邓的肾衰竭程度属于轻至中度，建议邓进行为期6个月的类固醇治疗。他相信有向邓解释疗程利弊，亦知道处方高剂量类固醇时应同时处方抗乙肝病毒药，但他当时未有为邓处方，他相信当日在诊症途中，或受到干扰，如有人致电他或进入诊症室提问等，令他处方时或受到影响而分心，从而未有为邓处方抗病毒药物。

林又指，根据已刊登的学术研究，若出现“开漏药”情况，有1-2%会引致肾衰竭，及0% 引致死亡，他案发时知道最严重后果可致死。

覆诊医生未再问抗病毒药物的事

另一名曾为邓桂思看门诊的医生陈小剑供称，他为邓看诊时，看到林治昆医生写下的医疗纪录，得知邓桂思是乙肝带菌者，而林已向邓桂思讲解服用类固醇的好坏，他没有再特别说明及加开药物，加上当时的乙肝抗病毒药对服用类固醇的病人而言是自费药物，对林没有处方没感奇怪。他亦注意到邓当时的肝功能正常，有为她安排下一次肝脏检查。陈又说，若当时他再问有关乙肝及抗病毒药的事，或许事情会有更好的结局。

邓的直接死因为败血症

玛丽医院、组织及细胞病理部主任陈双炜，事后有为邓剖尸，并发现邓的肝脏结构无异常，但有梗塞及出血性坏死细胞，未发现乙肝细菌；另其左肺有出血和血管小栓塞，及肺部出现广泛组织纤维化。陈判断邓因急性肝衰竭须两度换肝后，出现机化性肺炎及胸腔积液的并发症，引致细菌入血，直接死因是败血症。

尸肝未有发现病毒

陈未有在邓的肝脏发现乙肝病毒，陈澄清该肝脏并非邓的原身肝，而是她后来获移植的尸肝。乙肝病毒会“全身走”，如果医生在手术前使用抗病毒药以控制病毒量，新肝有机会重新感染病毒，若病人换肝前有服用抗病毒药，则有机会在尸检时未能在肝脏发现该病毒。

邓的原生肝与慢性肝炎急性发作相符

港大医学院病理学系临床助理教授卢绰琳医生，曾为邓的原身肝作化验，她指正常的肝脏应呈深红色，但邓的却呈绿色，这或因有胆汁在肝脏积聚导致，原生肝上亦遍布黄色斑点，代表切片上有弥漫性坏死，有大量肝细胞流失，与慢性肝炎急性发作相符。她认为邓事发时有可能同时存在自身免疫性肝炎和乙型肝炎激活，从而引发肝炎。

服高剂量类固醇增肝炎发作风险

肠胃肝脏科顾问医生冯恩裕认为，邓的情况与慢性肝炎急性发作吻合，而大部份病人可自发性发作。他不清楚慢性肝炎急性发作的背后机制，但确认服食高剂量类固醇，会明显增加发作风险。

多名专家认为未服抗病毒药激活病毒

此外，中大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教授黄丽虹，及来自澳大利亚的肝脏移植专家 Henry Pleass，均认为邓是服用高剂量类固醇，而未有服用抗病毒药，引致乙肝病毒被激活。

女儿质疑院方未主动告知人开漏药

邓的女儿胡尚佑陈辞时指，联合医院事发后无主动告知家人医生涉“开漏药”，若非家属察觉情况变差主动询问，质疑事件是否会石沉大海，不了了之。胡称医生受人敬重，但不是出现失误道歉便可了事，她指事件对她一家造成永不磨灭的疤痕，希望同类事情不再发生。

案件编号：CCDI 808/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