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义桅.三|曾劝香港莫坐等中央指令 今勉胸怀世界共创大同

撰文: 黄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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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研究权威、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早在2017年提醒香港应该好好理解“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思路,不要坐等中央指派工作。事隔六年,王义桅在北京接受《香港01》专访,谈及如何评价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时,指出“尽管世界变了,但香港的底层逻辑还没完全变”,“仍然是一种殖民生态、殖民体系,以为英国或者盎格鲁撒克逊才是文明和先进的代表、是人类的未来”。他再次劝勉香港要珍惜成为“主场”的机会:“你现在虽然背靠中国,但是中国的东西你又没学好,等于是两边都吃不消。如果香港人想实现你们的人生价值,用更大的胸怀看世界,真的要抓住‘一带一路’,再造香港、再造中国、再造世界。”

国际关系研究权威、“习思想”专家王义桅专访实录之三

特首李家超表示,“一带一路”以合作为基础,互联互通范围广泛,为持份者带来贸易投资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释放庞大潜力和机遇;而香港特区政府一直与不同持份者合作,为商界和专业人士提供就“一带一路”交流的机会。(廖雁雄摄)

香港01:您曾在2017年分析香港和澳门可以如何抓住“一带一路”机遇时提醒,“不能等中央政府给你指定什么你才去做,不能等发改委‘一带一路’办公室给你做一个指导和规划,都是靠自己去提出一个倡议,提出一个对接的思路。”您那时指出,香港金融业、服务业非常发达,拥有很多专业领域,发展优势相当明显,能够成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渠道和纽带;您也建议,香港大胆尝试,成为“一带一路”的一个新的试点,而如果能够成功把握机会,就有望再次振兴。请问,当时为何如此劝勉香港?这10年来,您出席了500多次大大小小的国际论坛,期间有到香港演讲过吗?

王义桅:当然了。有一次在“全球华人律师大会”做主旨演讲;还去了香港理工大学,跟学生们讲;还有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主办的。我也随同前特首梁振英去过土耳其讲“一带一路”,还有人大校友在香港的年会,我也是去讲“一带一路”。好多次我已经记不清楚了,都是讲香港在“一带一路”的独特角色——这是第二次“改革开放”的机遇,以前香港主要是跟发达国家连在一起,接下来应该跟“一带一路”国家连在一起,再造香港。梁主席也在《施政报告》提到很多次。

我去甘肃,去新疆,他们以为“一带一路”和“改革开放”一样,就是优惠政策。但“一带一路”像“长征”一样,是要有“主体性”的,要自己去干的,不要等什么优惠政策。这是个成为“主场”的机会。按照“改革开放”的思维方式,就是我们接轨西方现成的东西,我们去学习借鉴;今天“一带一路”是支撑你去把学习的东西转化实践,哪里有落后,哪里就是机会,但很多人还没转变过来。

重庆12年前开启“中欧班列”,比“一带一路”还早,当时广东“腾笼换鸟”,很多电子制造外迁到重庆生产,生产了世界上1/3的平板电脑,1/5的智能手机,1/9的汽车和零配件,不得了。原本货物送到上海,再从上海到欧洲,要35天,那么,能不能够直接从陆路开到欧洲去?能,14天,高附加值,一键通关。这就是创造性的思维,大部份人都习惯海上贸易的思路,但我们中国人说“办法总比问题多”,只要有问题,就会找到办法的;英国也有句话“If you believe, you can achieve”,你问我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多本书?我当时想,如果我们不赶快写出来,西方很快就会写他们所理解的“一带一路”,说什么“新殖民主义”,把经都念歪了,所以我必须写出来。有第一本英文版的书,还有各种文字版的书。我们都要去踢这个主场。西方后来也真的出了一些书,现在关于“一带一路”的书确实也不缺,可是一开始,很多人都是看了我的书,引用率很广泛。

香港01:作为香港目前浏览量最高的新闻媒体,根据我们的观察,尽管香港也讲了“一带一路”很多年,但社会上下对于“一带一路”的认识,好像只停留在一些官方文件,而在学术和民间层面的讨论比较少,我们更缺乏像您这样能把“一带一路”讲通讲透的老师;另外,有些人也习惯用比较偏见的眼光去理解“一带一路”。您当年给香港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鼓励香港秉持“港人治港、澳人制澳,高度自治”的制度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事隔六年,香港对“一带一路”的响应,符合您的期望吗?

王义桅:可能底层逻辑仍然是一种殖民生态、殖民体系,以为英国或者盎格鲁撒克逊才是文明和先进的代表、是人类的未来。印度也是这样想,觉得殖民者走了,他就是“大管家”了。都有这种思维方式,香港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长期以来都是围绕这种体系思维去发展的,实质上都是维护盎格鲁撒克逊的金融霸权。尽管世界变了,但香港底层逻辑还没完全变。

1974年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合国特别大会讲了很关键的一句话:如果经济上不独立,政治上的独立是不可靠的。这就是说,(王义桅即时模仿邓小平的四川腔)如果中国将来发展起来了,却改变了颜色,要去称王称霸,到处欺负别人,就要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会联合起来推翻霸权。那个时候,1974年,中国还没发展起来,当时讲的是苏联、是美国,但他能够说,如果中国变成那样,就要大家联合起来推翻,这是什么胸怀?所以说,中国是真心破除霸权体系和殖民体系的,因为中国本来就是殖民体系、霸权体系的受害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绝不会搞“新殖民主义”,我们不会希望其他国家也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害。我为什么讲起“一带一路”每每就感动,尼泊尔的水真的烧开了都不能喝,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每年平均热死两三千人,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发展,不是要跟美国抢、跟欧洲抢,我们就是要解决问题。

香港01:其实不只是“一带一路”,基于殖民历史原因,以及回归以来的特区治理问题,香港对于国家本身就不太认识,很难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也就不太知道应该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如何参与其中贡献。

王义桅:整个世界现在80亿人口,以前你们服务的是所谓的西方,加在一起10来亿人,还不如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其实很多国家还有很多开发的机会,开拓知识点也好,赚钱的机会也好,实现你理想的机会也好,甚至是旅游——它没有商业化,人也很可爱,很纯朴。你去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会发现世界的多样性和另一种美,你自己也会感觉到一种再教育和薰陶。

对于香港,我们不讲那些大道理,就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在衣食住行等等方面都会带来极大的好处。现在“一带一路”国家基本都给中国免签,你有需要时我们使馆代表可以提供帮助。在吃的方面,谁能想到现在中国可以吃到乌拉圭的牛尾骨,格鲁吉亚的红酒?这些现在都已经进入我们的餐桌了,老百姓都是日用而不自觉,香港也会慢慢感受到的。我去得多,所以我能感受到,其实越出国就越爱国,因为我们真的克服了很多困难,为世界带来很多正面影响。

就像现在说气候变化,如果不去减排,未来温度升高几度,多少城市会被淹没?香港可能是其中一个。那么按照西方的办法,怎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那就很简单了,让发展中国家不用发展或慢慢发展。可是,这怎么行呢?中国人的方法则是,不能高标准“一刀切”,毕竟还要发展。我既要发展,还要环境保护,问题是,怎么统筹协调?由中国发起的《全球能源互联网促进巴黎协定实施行动计划》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地取材”,就像中国人吃饭一样,水能、风能、光能等等都是新能源。将来让全世界能源问题彻底解决,而且还亮亮堂堂,减少碳排放,我们这一代人正在做。

香港应该建设“一带一路”,你眼睛应该盯的是80亿人口,要让他们都发展,不能让他们“绝育”,那是不人道的;同时还要帮助他们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否则你会被淹没掉。为什么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你是富人,但旁边都是乞丐,你安装再多的锁也没用;只有当你是富人,同时周边地区也都富裕起来,才是真正的安全。我有一次去罗德岛,美国最富裕的一个洲,但我的后备箱忘了关门,我跟我朋友说要去关掉,他们说我们这里都是富翁,不必啦。这就是我们中国讲的“大同世界”,只有大家共同发展了,才是最安全的,世界才能够太平。世界好了,中国才能好,香港才能好;大河有水,小河才能满。

香港现在虽然背靠中国,但是中国的东西又没学好,等于是“两边都吃不消”。如果香港人想实现你们的人生价值,用更大的胸怀看世界,真的要抓住“一带一路”,再造香港、再造中国、再造世界。反过来推,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不干根本就不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创办的香港共享基金会,结合民间慈善资源和内地医疗力量展开“消除白内障致盲行动”,计划要在2027年,为五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病患,免费完成3.75万宗复明手术,冀能发挥香港联通中外优势,促进带路国家民心相通。(夏家朗摄)

香港01:您之前形容过,“一带一路”是21世纪新长征;请问当前处于什么阶段?

王义桅:“长征”按照毛主席说法,有三个意思: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首先是,宣言书,我们要干什么?“一带一路”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亮出来了我们的目标。以前中国人说我不推翻国际秩序、我不会这个、我不会那个,但我们要什么从来没说;“一带一路”提出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我们想干什么就很清楚了。以前中国没想清楚,也没说清楚,或者藏著掖著,人家说你想干嘛?今天我就告诉你,我要干这个,我会怎么干,我怎么赚钱,我都告诉你了。

第二是,宣传队。你要发动群众,要让大家明白你想干什么,不能自己宣传自己的,要到各地去宣传,但不是片面的宣传,而是把自己的道理讲清楚。我到发达国家讲“一带一路”,是讲我们怎样转化西方理论;在发展中国讲“一带一路”,是讲我们以前和你们一样穷,但我们找到了符合自身国情条件的发展模式,把我的实现路径给你们讲清楚,我都可以,你为什么不可以?你完全可以。三个核心问题就是:要致富先修路;富了以后还要共同富裕,你不能说沿线的地方富了,其他地方都落后了,虹吸效应不行;而且还要可持续的富,不能今天富了,明天又穷了;那么,谁给你修路,资金从哪里来,技术从哪来,人才从哪里来,这些问题都要解决。都是用很通俗的语言,而背后的机理都是政治经济学,这也是我写《一带一路政治经济学》的原因,要把它的理论讲清楚,而理论来自于实践。

最后是,播种机,是一个种子要生根发芽,要给他们一种希望。但不要着急,不是今天建铁路,明天马上就富。你对这颗种子,要有爱心,有希望,有期待。以前他们是看不到希望的,那些国家是绝望的,现在看到了中国的今天,他说就是他们的明天,真的,他们以前成绩比我们还好,还是英语体系。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他们也会慢慢思考琢磨的。整个世界也是播种机,全球化现在失去动力,失去方向,甚至失去理念;有些国家在破坏全球化,搞脱钩锻链,我就跟这些发达国家说,“一带一路”真的是让这个世界更好,让你更好。“一带一路”项目有美国企业、西方企业参与,他们赚了很多钱;但赚了钱不说,而他们的政府又乱说,一些媒体的报道又偏颇。你如果真的去看过,就不是那样的,不能一叶障目,我们还是要实践,当地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时间也是最好见证。80%的西方媒体都是以讹传讹,尤其chatGPT问世之后,它用简体中文和阿拉伯文会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但用其他语言搜都说“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因为它是抓取大数据,所以一定会以讹传讹,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你一定要坚定这个信念,现在很多人是被迷住了,被烟雾迷住了你的眼睛,但我们是可以拨乱反正的,终究是会看得清楚的。

所以我说“一带一路”是长征,长征是很艰难的,你想想红军,25,000里,一开始还没有目标,后来毛主席知道刘志丹在陕北,才确定那是目的地。“一带一路”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只有初步的想法,现在比较明确了,最终目标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典型的困难就是“二元性”,他们的经济基础很穷,意识形态和建筑标准还全都是用西方那一套。我举个例子,肯尼亚是联合国环境署的所在地,有个“禁塑令”,要环保,很好,可是这个国家经济还没发展起来,就搞这么高的标准,导致剩菜剩饭没有塑料袋可以包装,随处乱扔,结果造成鼠疫。中国的做法是先试点再推广,慢慢帮你解决问题。既要经济发展,又要高质量发展、数字化发展,还要脱贫;原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今天又有新的任务,不断叠加,不断演化,还有人被背后踹你、捣乱、挖墙脚,炒作各种负面舆论。而且那些国家本身都是西方培养的,本来就倾向认可西方那套舆论的东西,对中国也不是太了解,有的确实是想图点好处的,没有好处的话就退出,我们要安抚,要解释、要说服。但有挑战,就会不断有动力。

“一带一路”没有先例,探索起来真不容易。问题总是层出不穷,国家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全球化本身又出了问题。以前全球化是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就像大家在同一个桌上吃饭,有人吃少了,有人吃多了,现在有人掀桌子了,还有人在旁边说三道四。怎么办?我们必须去解决,透过“一带一路”,坚持我们的理念和品格,用好我们的知识,把这个桌子变得更大,或者是把这两个桌子连在一块,大家都有得吃,还都能吃饱、吃好。所以我反复强调,不要做“孙悟空”,要做“如来佛”;孙悟空见到白骨精就打得没完没了,见了如来佛呢,让你立地成佛,感化你。你最后见了佛,你还去跟他打仗吗?不会的。

香港01:在“一带一路”的长征上,接下来还可能面对怎样的风险?

王义桅:我想最大的风险就是,全球化本身体系的风险,整体的氛围受到挑战。就像我现在在装修房子,但外面的天却要塌下来了,这不是靠谁个子高就可以撑得住的。美国也想搞“一带一路”,想搞产业政策,但他都是为了对抗。

缅甸有个水坝,密松水电站,本来是好事,但美国人反对,而且不是直接反对,是换一种方式反对,透过外包研究,说水电站破坏风水,他们哪里懂什么风水,但当地人就担心,风水一旦破坏了,你盖得再好我也不要。这不是瞎胡闹吗?搞迷信,不科学,就像清朝说建铁路会断龙脉,照相机会摄魂魄,打著风水的名号搞破坏。后来缅甸才知道是上了当,想重启,但已错失良机。西方人真的不负责任,大家也没办法追究他们责任。这些说起来就是痛苦,这个世界还是美国、还是西方的世界。“一带一路”任重而道远,长征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