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10周年专访|“习思想”专家王义桅:看见不只西方的世界
“我是为‘一带一路’而生的!”作为全中国最早投身“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开办相关课程、发表最多著作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说起这句话来,当之无愧。“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10年,王义桅先后访问考察近百个国家,发表近千篇时事评论和学术文章,不遗余力地为传承“中华文明火炬”、推广“中国公共外交”、促进“包容性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摇旗呐喊。为了更有效地传播好中国的声音和故事,他主张——对内而言,要跳出大国崛起的范畴去解释“一带一路”,对外来说,要跳出近代西方的话语体系和历史经验去理解“一带一路”;而且,他始终鞭策自己“不做自娱自乐、关在家里的学问”,相信好的学问要从脚底板跑出来,好的理念则应该接地气地传出去。王义桅早前在北京接受《香港01》专访,讲述她与“一带一路”的共生情缘,以及“兼善天下”的中国知识份子情怀。
“一带一路10周年”专访系列之二
灵活结合N门学科
世界巡讲一带一路
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于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承诺将和各方一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等三大原则,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五大合作,实现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加强贸易效能和投资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冀为区域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注入强大动力,达到世界发展的再平衡。
“上海交大有位学者说,除了南极洲的企鹅,各个州的人都听过我讲‘一带一路’了。”这些年,为了开拓“公共外交”、实践“一带一路”,王义桅可谓穷尽知识、情感和精力——接受1000多次国内外媒体采访,发表近千篇时事评论和学术文章,出席500多次国际论坛,“很多人说都被我感染了,说我讲得很陶醉、很兴奋、很真诚。”
王义桅最令听众惊叹的,就是他总能因应不同场景,结合文学、美学、医学、哲学、政治学、地理学、经济学、伦理学、宗教学、历史学、天文学等等学科,进行演讲。
比如文学,在埃塞俄比亚非盟总部,王义桅先谈到埃塞俄比亚明明生产咖啡,却缺乏咖啡加工能力,因而需要从欧洲进口咖啡的现实,再引用中国古代北宋诗人张俞所作《蚕妇》的名句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指出在传统“海洋型全球化”的发展格局之下,非洲各国仍然存在政治上“去殖民”而经济上“未去殖民”的状况,并以“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的中国老百姓顺口溜,解释“一带一路”的发展之道。
又如宗教,到伊朗演讲时,观众问:“‘一带’是陆上的,‘一路’是海上的,但大海宽广无边,为什么还需要修路?”王义桅便借用伊斯兰教最重要经典《古兰经》指出,此“路”并非简单的造桥修路,而是“真主让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即是要走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他又引述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表示,中国传统文化彰显儒道释并存的包容性和世俗性文明,鼓励他们参与“一带一路”合作,迈向告别近代、走出西方、共同复兴的“新型全球化”的文明之道。
因材施教重视沟通
似水无形缓急柔刚
即使是像“物理学”这种和“一带一路”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王义桅竟然也可以打通“任督二脉”。他在2018年6月受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讲时,得悉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正是教科文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便以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公式(E = mc²)阐述“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和含义——E = mc²,也就是说,欧洲(E,Europe)文明的第二次复兴机遇,在于建立与中国(c,China)通过欧亚大陆(c,Eurasia Continent)的互联互通(M,unicoM),形成“欧亚共同振兴”。
“他们一听以后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也就听明白了。”王义桅告诉《香港01》,“中国智慧”强调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所以沟通时一定要尊重对方,要用他们熟悉的、能听懂的方式去传达,“我们说‘对牛弹琴’,表面上批评人家是‘牛’,但实际上也是批评你,不是批评牛,是你有问题,你没能让人家听得懂,不是牛有问题。”
为了拉近与观众距离,王义桅甚至练就随时随地切换表达方式、使用各地口音的本领。“碰到英国人,我就说‘牛津音’,碰到印度人,就来印度口音:I'm dirty(thirty),my wife is dirty, too(thirty two)。”他笑言个性比较敏感,容易受外界影响,“但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像李小龙说的‘武术之水’(似水无形)”,而这多少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薰陶,每到一个地方既要重新学习,更要陶冶情操,遇到不同状况才能灵活变通、缓急柔刚。比如,有一次在文盲率达到40%的尼日利亚,演讲场地像菜市场一样吵闹,又凑巧停电无法使用麦克风叫停大家,王义桅灵机一触,站在场地中央高歌一曲,让现场观众慢慢安静下来,再娓娓道出他的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冥冥之中,我总感觉到,我是为‘一带一路’而生的。因为‘一带一路’年轻而志存高远——通古今中外、达东西南北,所以我马不停蹄,不停奔赴五大洲、四大洋去发现,去思考,并且不断遇到惊喜。”2018年7月,王义桅在中共中央主办媒体《光明日报》发表〈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不亦乐乎〉一文,自白他对投身建设“一带一路”的深情;如今他接受《香港01》专访,也三度提及其与“一带一路”的共生缘份。
十年出版十本著作
热情呐喊公共外交
王义桅不光是“一带一路”的热情呐喊者,更是“一带一路”、“中国公共外交”乃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研究者。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在这些场域雄辩滔滔,正是源于他对国际关系的洞见深刻和理论创新。也因此,但凡想要了解“一带一路”的人们,必定读过他的著作——自从习近平提倡“一带一路”这10年来,王义桅每一年出版一本书,全方位讲述透过“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的《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被视为解读“一带一路”的先锋之作,至少翻译成了20种文字。2016年的《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超越“西方中心论”史观和“世界是平的”说法,指出欧美主导的“扁平世界”已经造成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必须由“平”至“通”才能实现世界各国共同现代化和新型全球化。2018年的《王义桅讲“一带一路”故事》提出“主场学问”,一方面表明“一带一路”是中国治理的主场全球化、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发动机,另一方面重申要透过“一带一路”让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成为“主体”,而不是任由已发展国家垄断“全球化”的代名词。2020年的《回应:关于“一带一路”的十种声音》,直面诸如“对外撒钱”、“过度扩张”、“债务陷阱”、“挑战国际秩序”、“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等等质疑和误解。
“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到今天世界睁眼看中国,中国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到2023年,王义桅突破思政读本偏重理论的写法,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一带一路”的思想内涵结合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出版《“一带一路”的灯光》:“过去,中国青少年都读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了解世界;今天,我希望孩子们可以通过阅读‘一带一路’书籍更好地认识中国和世界。”
“让我们共同点一盏灯,让世界亮起来!”目前就读高一的王义桅之子,以王贤之为笔名写了推荐序,展现了新一代的时代担当——是名副其实的“一带一路之子”。
启发少年点亮灯光
感恩见证中国时刻
谈及创作初衷,王义桅分享了三个原因。第一,“‘一带一路’是长远的,是为了下一代的。这个世界将来变得怎么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带一路’真的建成什么样,这个关系到他们(下一代)的未来”,“要从娃娃抓起”。第二,“我们讲那么多‘一带一路’,发现话语体系是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内容,外国人都不明所以,所以要把对方当成小孩一样,用温情和包容去沟通,也就需要换位思考、悉心讲解。第三,做学问应该深入浅出,才能启发更多的人,“要有烟火味,要从民间开始。当一个学者的学问中不光有理性,还有温度时,就是点亮了‘一带一路’的灯光。”
所谓“灯光”,也有三层希望。首先,王义桅经常提及,每逢打开“世界夜间地图”就会发现,除了日本、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沿海地区一片灯火辉煌,能够证明“现代化”的局部实现,世界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灯光,人们依然生活在“贫困的黑暗”之中,而“一带一路”的出现,就是希望让所有人都能在晚上通上电、见到光。其次,“灯光”也指“道路”,希望世界睁眼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破除对于西式现代化的迷思,走上符合自身国情条件的发展道路。最后,希望启发下一代,“将来就是阿拉丁的神灯”。
“万变不离其宗,灵魂都是一样,形散而神不散,这根主线还是有的。”王义桅说,不管他的研究范畴或呐喊方式如何转变,始终没有脱离为“中国的主体性”作贡献。
两个小时的访问下来,王义桅十度提到“感恩”——感恩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传承,让他能够秉持“和而不同”、“互鉴互融”、“亲仁善邻”等等传统,参与打造既能“包容他人”又能“找到自己”、“成为自己”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感恩中国式现代化的来临,改写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版图和范式,让他可以身体力行地透过“一带一路”的实践,去打破被西方垄断的国际话语霸权,参与构建关乎世界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真的感受到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正在来临,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跳出“西方中心论”
走出自身发展道路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式现代化”到底有何不同?“‘现代化’不是指所谓的先进落后,不是去世俗化地破除传统文化,不是朝向西方化的,现代化是成为自己,是与时俱进适应的新的文明:数字文明、生态文明。”王义桅从两个层面进行解释:
第一,人类发展历史上,西方率先成功实现了现代化,使得西方国家倾向认为,其他国家若要实现现代化,就得走上西方道路,继而形成现代化的三段论教条——现代化等于先进,落后就要挨打;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西方文化就是普世文化;现代化等于去传统化。不过,中国式现代化并没有依附于西方道路,所以没有把“传统”和“现代”进行二元对立的切割,而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成就现代化。
第二,“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是“西方中心论”,而“西方中心论”的底色就是“基督教一神论”,并且强调“分”的内在逻辑——自以为是地扩张、掠夺、殖民,试图将其他国家或文明同化,折射出强烈的“宗教皈依观”。这源于海洋文明的资源稀缺,所以需要透过传教、商业、战争等方式在全球取得凌驾性的地位,牺牲、剥削他人。
相较之下,起源于农耕文明的中国,更加强调就地取材、靠山吃山、自给自足,也更加注重“一多不分”的整体思维,并不倾向武力征服,而是向往以和为贵、追求以德服人、坚持礼不往教,也就形塑了我们处理不同文明关系时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精神,“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国家,都是发现人家的美,尊重对方、学习对方、成全对方,而不会强迫对方简单模仿、依附他国。”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再造中国再造文明
除此之外,王义桅也曾在演讲中把“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概括为四句话:政党再造国家,国家再造市场,市场再造社会,社会再造文明。其中,中国强调“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双轮驱动”——刚开始时先由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继而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最后才能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如果按照“西方式现代化”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政府不能干预市场,就像把不知道会不会游泳的小孩丢到大海,任其自生自灭。
“但他还没学会游泳,不就会淹死掉吗?中国的做法是搞游泳池、培训他,搞经济特区、让他适应,培训好了再进市场,这就是中国成功的经验,很大程度是为了避免西方的高标准‘一刀切’。”王义桅提到,每逢在西方国家演讲“一带一路”遭到批评、被指“一带一路”破坏他们所制定的规则时,他都反驳对方说,“错!‘一带一路’是创造条件,让你的规则能够起作用,从而证明你们西方的理论是成功的。”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美国人说‘三人行我必为师焉’,对吧?”王义桅开了个玩笑,一连又举了几个生动例子,让中国和西方现代化的分野变得更加简单易明。
比如,人民大学和中央党校的口号都是“实事求是”,英文翻译为“Seek truth from the facts”,“Truth在哪里?不是Bible上写的就叫truth,truth在民众心中,在实践中,实践出真知”,所以中国绝对不像西方以我为尊,而是强调辩证思维、强调入乡随俗、强调因势利导。又如,天安门城楼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两句标语,而习近平也反复强调“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可见“我们”与“整体”的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利益融合;但在西方,他们只看到“我”、看到“自己”,正如英文当中的“I”永远都是大写,强调的是“个体”。
成为自己命运与共
补齐世界三大短板
有这样的底蕴,中国才能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王义桅说,该理念是将古希腊箴言“认识你自己”发展到“成为你自己”,将个体理性的“你”上升到集体理性的“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将群体的“自己”演变成为全体的“人类”——我因为你而成为我,因为地球家园而成为命运共同体;而“一带一路”倡议就承载着这一使命。
为什么坚信“一带一路”能让世界更美好?王义桅早就分析,世界对于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但供给能力日渐滞后,而两者所形成的矛盾,正是国家积极建设“一带一路”的动力,有望超越殖民体系和联盟体系,引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补齐世界三大短板——
一是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遗留短板,尤其是非洲地区的经济发展短板,而目前由中国提出的“三网一化”(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区域航空网、工业化),广受非洲国家欢迎;二是补世界经济短板,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低迷状态持续,贸易增长率一直低于经济增长率,而“一带一路”可补消费不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差距的短板;三是补全球化短板——王义桅说,“联而不通,通而不畅”正是传统全球化遗留难题,而“一带一路”以“五通”将欧亚非互联互通起来,形成规模、系统效应,并且倡导开发第三方市场,从“双赢”变“多赢”,通畅天下,成就大同。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一带一路”提倡10年以来,中国已与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合作文件,覆盖83%的建交国。设施联通方面,成功建设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等标志性项目,其中中欧班列已铺划84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11个城市。至于贸易合作,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年均分别增长8.6%和5.8%,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折合约21,178亿港元)。民心相通工作同样取得成就,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预计到2030年,“一带一路”可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令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
打破西方制度迷思
重构全球发展布局
在王义桅看来,回望过去10年,“一带一路”又为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观念上的:既然你中国行,我为什么不行?”王义桅说,以前很多国家不会睁眼看中国,因为他们认为现代化只有一条道路,就是直接套用西方模式,并且对此笃信不疑、奉为圭臬,结果有些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长期停滞,有些虽然经济发达,但不得不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等问题上成为他国附庸;如今中国成功了,走出符合自身国情条件的发展道路,并且在改革开放、工业化、脱贫致富等方面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也就打破那些国家对于直接移植西方制度的迷信。
那么,中国是怎么成功的?“中国是西方现代化的学生,我们这些东西也是被逼出来的。”王义桅续指,我们的成功不只在于我们勤奋谦卑“活学活用”,更在于我们能够根据自身条件和实际情况“就地转化”,从而提高西方理论的适用性。
例如,河钢集团于2016年在塞尔维亚收购一间屡次被迫停产的小型国有钢厂,该厂是塞尔维亚政府于2012年从美国钢铁公司手上买入的,早已经营不善——如果按照西方模式,该厂可能会被大规模裁员或变卖资产,但河钢集团却承诺全数保留钢厂的5,050名员工,并且加大投资力度,引入绿色技术和管理经验,只消半年时间就停止连续7年亏损的局面,如今该厂已经成为当地最大钢铁公司和出口企业,GDP贡献率达到1.8%。王义桅形容,这个方式充份体现“中医智慧”:“我们尽量不去开刀,不是把病毒切除掉,而是利用他们自身的东西去治愈,突显我们中国的统筹协调、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第二个变化,是世界不再是一个资本为中心的,不再是强者为中心的,而且是互联互通的,世界是个整体。”王义桅解释,在原有海洋型全球化下,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都是按照沿海地区布局为主,世界GDP有60%都是来自沿海地区100公里的地带,所以沿海地区普遍发达,而内陆地区普遍落后,整体出现“不联不通,通而不联,联而不通,被联通”等四大问题,当中又隐含不少文化冲突、制度差异、信任鸿沟;幸而,“一带一路”的出现,透过六大经济走廊和“铁公空水电网”等六路,帮助内陆地区“寻找海洋”,推进陆海联通的全球化,得以重构全球产业布局,有望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发展。2021年开通的中老铁路,就是鲜明例子,让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促进地区联通,提高贸易水平,彻底改变老挝在传统全球化下难以发展的国家命运。
劝勉香港珍惜主场
不要坐等中央指令
“‘一带一路’是让你成为自己,而不是成为别人。”王义桅反复强调,“一带一路”是为了推进“主场全球化”,要让每个国家都能够成为主体,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例如,位于南亚的群岛国家马尔代夫,由1000多个星罗棋布的岛屿构成,但岛屿之间从来没有一座跨海桥梁,只能依靠小船在汪洋大海当中摆渡,往来极不方便。原来,马尔代夫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岛国,珊瑚礁地质呈现多孔洞、容易碎、承载力不均等特质,而且海水涌浪强烈、盐度高而腐蚀性又强;因此,要在远洋深海无遮掩的珊瑚礁地上建造跨海大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中国由2016年开始在马尔代夫援建长达2公里的中马友谊大桥,至2018年正式建成通车,结束只有渡轮通行的历史,不但有效改善了当地居民的交通运输服务,而且缓解了首都马累核心经济圈城市拥挤的状况。
“中国造桥能力举世无双,但造桥的时候,不能只是我们自己去造,因为当地人肯定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我们需要和他们一起合作造桥。于是,在造桥的过程中,就给予了新的知识产权,这个知识产权是共享的。”王义桅补充,如果没有“一带一路”,马尔代夫恐怕难以独力造桥,也就无法拥有在珊瑚礁地建造跨海大桥的知识产权和话语权。
谈及“主体性”,王义桅曾在2017年分析香港和澳门可以如何抓住“一带一路”机遇时提醒,“不能等中央政府给你指定什么你才去做,不能等发改委‘一带一路’办公室给你做一个指导和规划,都是靠自己去提出一个倡议,提出一个对接的思路。”事隔6年,被问及如何评价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表现时,王义桅表示,“‘一带一路’是支撑你去把学习的东西转化实践,哪里有落后,哪里就是机会,但很多人还没转变过来”,“尽管世界变了,但香港的底层逻辑还没完全变”,“仍然是一种殖民生态、殖民体系,以为英国或者盎格鲁撒克逊才是文明和先进的代表、是人类的未来”。
王义桅再次劝勉香港要珍惜成为“主场”的机会:“你现在虽然背靠中国,但是中国的东西你又没学好,等于是两边都吃不消。如果香港人想实现你们的人生价值,用更大的胸怀看世界,真的要抓住‘一带一路’,再造香港、再造中国、再造世界。”
辩证看待危机转机
大爱包容悉心解说
王义桅对“一带一路”充满信心,但也不是看不到困难。“我想最大的风险,就是全球化本身体系的风险,整体的氛围受到挑战。”王义桅表示,“一带一路”提倡以后,既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全过程,也伴随着“中国威胁论”的全过程,而那些说法可以概括为过剩产能威胁论、地缘政治冲突论、文明冲突论、国际秩序另起炉灶论、中国模式输出论、经济帝国主义论、生态习俗破坏论、朝贡体系复活论、中欧分而治之论、黄祸论等,主要是质疑中国推进国际合作的企图,或怀疑中国知行合一的能力。
“最典型的困难就是‘二元性’,他们(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很穷,意识形态和建筑标准还全都是用西方那一套。”王义桅早就指出,不少国家本来就是西方培养的国家,难免倾向认同以欧美为首的西方舆论,但“一带一路”的成功又严重冲击西方主导的所谓普世价值、挑战他们的国际体系主导地位,而当他们形成抵制中国模式的合流,就会造成“发展导向全球化”与“规则导向全球化”的中西对抗。
不过,王义桅并没有太过担忧,因为他相信,任何事情都该用辩证视角观之,事情越积极、越成功,反对声音也会越激烈,“我们要安抚,要解释、要说服;有挑战,也会不断有动力。”至于如何安抚、解释、说服,就又回到了如何讲述“一带一路”的故事。“所以我反复强调,不要做孙悟空,要做如来佛;孙悟空见到白骨精就打得没完没了,见了如来佛呢,让你立地成佛,感化你。你最后见了佛,你还去跟他打仗吗?不会的。”按照王义桅的说法,“如来佛”是一种意境,是渡人的,是大爱的,所以面对各种阴谋论时,不要急着像孙悟空一样去战斗去争论,而要用爱心去包容去回应去交流。
知识份子兼善天下
带路促成可爱世界
“我看到大家感兴趣,我也很感动。首先他对这个事情感兴趣,而他被我感染是第一步,接下来就自觉去宣讲。如果一开始我讲得不好,人家不喜欢我,那等于我把‘一带一路’给糟蹋掉了,我会觉得我有责任,否则就有罪过。”这也是王义桅尤其注重“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因,而这种沉甸甸的责任,源于中国知识份子“兼善天下”的情怀。
“‘一带一路’成就了我,同时也再造了我,不光是我的知识体系,还有理智情感激情,让我变成更有爱心,做有温度的学问。”王义桅出生在江西瑞昌的小山村,儿时看着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却吃不饱饭,就已心生怜悯,会趁大家乘凉时说笑话扮鬼脸,让他们减轻痛苦。读高中时,生物书第一句话说“环境污染、自然资源、人口粮食是世界三大问题”,他备受启发,立志解决第一个问题,但后来虽被华东化工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录取,毕业后又被分配到天津联合化学有限公司动力部担任助理工程师,却也发现环境问题并不容易解决,而且涉及整个世界,于是“转换跑道”钻研国际关系。
在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博士课程最后一年,王义桅被选为“复旦大学—耶鲁大学福克斯国际学者项目”的交换学生赴耶鲁学习,在那里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英文水平,也发现了现实的美国和想像中的美国有着一定差距,于是毕业后留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笔耕不辍。2007年,外交部宋哲大使出使布鲁塞尔,王义桅则被选中借调到中国驻欧盟使团,做了4年外交官,经历了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回国后撰写《《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反复叩问、探索、思考——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该如何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惯性思维?
“总书记提出‘中国梦’、‘一带一路’,我就感觉就像为我而准备的!”大多数人仍对“一带一路”懵懵懂懂时,王义桅已经积极参加诸多调研活动,尝试从理学角度丰富这一构想,并在人民大学开设“一带一路”专题研究课程,让更多学生了解这一倡议。时至今日,王义桅不但没有停下脚步,甚至开启加速度,因为国家已然成为“新型全球化”的改革者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起者,他更自觉要担起这份重任:“以前方志敏写《可爱的中国》,现在有了‘一带一路’,我真的觉得是‘可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