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10周年专访｜“习思想”专家王义桅：看见不只西方的世界

“我是为‘一带一路’而生的！”作为全中国最早投身“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开办相关课程、发表最多著作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说起这句话来，当之无愧。“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10年，王义桅先后访问考察近百个国家，发表近千篇时事评论和学术文章，不遗余力地为传承“中华文明火炬”、推广“中国公共外交”、促进“包容性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摇旗呐喊。为了更有效地传播好中国的声音和故事，他主张——对内而言，要跳出大国崛起的范畴去解释“一带一路”，对外来说，要跳出近代西方的话语体系和历史经验去理解“一带一路”；而且，他始终鞭策自己“不做自娱自乐、关在家里的学问”，相信好的学问要从脚底板跑出来，好的理念则应该接地气地传出去。王义桅早前在北京接受《香港01》专访，讲述她与“一带一路”的共生情缘，以及“兼善天下”的中国知识份子情怀。

“一带一路10周年”专访系列之二

灵活结合N门学科
世界巡讲一带一路

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于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承诺将和各方一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等三大原则，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五大合作，实现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加强贸易效能和投资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冀为区域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注入强大动力，达到世界发展的再平衡。

“上海交大有位学者说，除了南极洲的企鹅，各个州的人都听过我讲‘一带一路’了。”这些年，为了开拓“公共外交”、实践“一带一路”，王义桅可谓穷尽知识、情感和精力——接受1000多次国内外媒体采访，发表近千篇时事评论和学术文章，出席500多次国际论坛，“很多人说都被我感染了，说我讲得很陶醉、很兴奋、很真诚。”

王义桅最令听众惊叹的，就是他总能因应不同场景，结合文学、美学、医学、哲学、政治学、地理学、经济学、伦理学、宗教学、历史学、天文学等等学科，进行演讲。

比如文学，在埃塞俄比亚非盟总部，王义桅先谈到埃塞俄比亚明明生产咖啡，却缺乏咖啡加工能力，因而需要从欧洲进口咖啡的现实，再引用中国古代北宋诗人张俞所作《蚕妇》的名句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指出在传统“海洋型全球化”的发展格局之下，非洲各国仍然存在政治上“去殖民”而经济上“未去殖民”的状况，并以“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的中国老百姓顺口溜，解释“一带一路”的发展之道。

又如宗教，到伊朗演讲时，观众问：“‘一带’是陆上的，‘一路’是海上的，但大海宽广无边，为什么还需要修路？”王义桅便借用伊斯兰教最重要经典《古兰经》指出，此“路”并非简单的造桥修路，而是“真主让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即是要走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他又引述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表示，中国传统文化彰显儒道释并存的包容性和世俗性文明，鼓励他们参与“一带一路”合作，迈向告别近代、走出西方、共同复兴的“新型全球化”的文明之道。

因材施教重视沟通
似水无形缓急柔刚

即使是像“物理学”这种和“一带一路”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王义桅竟然也可以打通“任督二脉”。他在2018年6月受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讲时，得悉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正是教科文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便以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公式（E = mc²）阐述“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和含义——E = mc²，也就是说，欧洲（E，Europe）文明的第二次复兴机遇，在于建立与中国（c，China）通过欧亚大陆（c，Eurasia Continent）的互联互通（M，unicoM），形成“欧亚共同振兴”。

“他们一听以后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也就听明白了。”王义桅告诉《香港01》，“中国智慧”强调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所以沟通时一定要尊重对方，要用他们熟悉的、能听懂的方式去传达，“我们说‘对牛弹琴’，表面上批评人家是‘牛’，但实际上也是批评你，不是批评牛，是你有问题，你没能让人家听得懂，不是牛有问题。”

为了拉近与观众距离，王义桅甚至练就随时随地切换表达方式、使用各地口音的本领。“碰到英国人，我就说‘牛津音’，碰到印度人，就来印度口音：I'm dirty（thirty），my wife is dirty, too（thirty two）。”他笑言个性比较敏感，容易受外界影响，“但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像李小龙说的‘武术之水’（似水无形）”，而这多少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薰陶，每到一个地方既要重新学习，更要陶冶情操，遇到不同状况才能灵活变通、缓急柔刚。比如，有一次在文盲率达到40%的尼日利亚，演讲场地像菜市场一样吵闹，又凑巧停电无法使用麦克风叫停大家，王义桅灵机一触，站在场地中央高歌一曲，让现场观众慢慢安静下来，再娓娓道出他的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冥冥之中，我总感觉到，我是为‘一带一路’而生的。因为‘一带一路’年轻而志存高远——通古今中外、达东西南北，所以我马不停蹄，不停奔赴五大洲、四大洋去发现，去思考，并且不断遇到惊喜。”2018年7月，王义桅在中共中央主办媒体《光明日报》发表〈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不亦乐乎〉一文，自白他对投身建设“一带一路”的深情；如今他接受《香港01》专访，也三度提及其与“一带一路”的共生缘份。

十年出版十本著作
热情呐喊公共外交

王义桅不光是“一带一路”的热情呐喊者，更是“一带一路”、“中国公共外交”乃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研究者。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在这些场域雄辩滔滔，正是源于他对国际关系的洞见深刻和理论创新。也因此，但凡想要了解“一带一路”的人们，必定读过他的著作——自从习近平提倡“一带一路”这10年来，王义桅每一年出版一本书，全方位讲述透过“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的《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被视为解读“一带一路”的先锋之作，至少翻译成了20种文字。2016年的《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超越“西方中心论”史观和“世界是平的”说法，指出欧美主导的“扁平世界”已经造成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必须由“平”至“通”才能实现世界各国共同现代化和新型全球化。2018年的《王义桅讲“一带一路”故事》提出“主场学问”，一方面表明“一带一路”是中国治理的主场全球化、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发动机，另一方面重申要透过“一带一路”让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成为“主体”，而不是任由已发展国家垄断“全球化”的代名词。2020年的《回应：关于“一带一路”的十种声音》，直面诸如“对外撒钱”、“过度扩张”、“债务陷阱”、“挑战国际秩序”、“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等等质疑和误解。

“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到今天世界睁眼看中国，中国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到2023年，王义桅突破思政读本偏重理论的写法，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一带一路”的思想内涵结合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出版《“一带一路”的灯光》：“过去，中国青少年都读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了解世界；今天，我希望孩子们可以通过阅读‘一带一路’书籍更好地认识中国和世界。”

“让我们共同点一盏灯，让世界亮起来！”目前就读高一的王义桅之子，以王贤之为笔名写了推荐序，展现了新一代的时代担当——是名副其实的“一带一路之子”。

启发少年点亮灯光
感恩见证中国时刻

谈及创作初衷，王义桅分享了三个原因。第一，“‘一带一路’是长远的，是为了下一代的。这个世界将来变得怎么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带一路’真的建成什么样，这个关系到他们（下一代）的未来”，“要从娃娃抓起”。第二，“我们讲那么多‘一带一路’，发现话语体系是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内容，外国人都不明所以，所以要把对方当成小孩一样，用温情和包容去沟通，也就需要换位思考、悉心讲解。第三，做学问应该深入浅出，才能启发更多的人，“要有烟火味，要从民间开始。当一个学者的学问中不光有理性，还有温度时，就是点亮了‘一带一路’的灯光。”

所谓“灯光”，也有三层希望。首先，王义桅经常提及，每逢打开“世界夜间地图”就会发现，除了日本、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沿海地区一片灯火辉煌，能够证明“现代化”的局部实现，世界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灯光，人们依然生活在“贫困的黑暗”之中，而“一带一路”的出现，就是希望让所有人都能在晚上通上电、见到光。其次，“灯光”也指“道路”，希望世界睁眼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破除对于西式现代化的迷思，走上符合自身国情条件的发展道路。最后，希望启发下一代，“将来就是阿拉丁的神灯”。

“万变不离其宗，灵魂都是一样，形散而神不散，这根主线还是有的。”王义桅说，不管他的研究范畴或呐喊方式如何转变，始终没有脱离为“中国的主体性”作贡献。

两个小时的访问下来，王义桅十度提到“感恩”——感恩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传承，让他能够秉持“和而不同”、“互鉴互融”、“亲仁善邻”等等传统，参与打造既能“包容他人”又能“找到自己”、“成为自己”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感恩中国式现代化的来临，改写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版图和范式，让他可以身体力行地透过“一带一路”的实践，去打破被西方垄断的国际话语霸权，参与构建关乎世界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真的感受到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正在来临，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跳出“西方中心论”
走出自身发展道路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式现代化”到底有何不同？“‘现代化’不是指所谓的先进落后，不是去世俗化地破除传统文化，不是朝向西方化的，现代化是成为自己，是与时俱进适应的新的文明：数字文明、生态文明。”王义桅从两个层面进行解释：

第一，人类发展历史上，西方率先成功实现了现代化，使得西方国家倾向认为，其他国家若要实现现代化，就得走上西方道路，继而形成现代化的三段论教条——现代化等于先进，落后就要挨打；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西方文化就是普世文化；现代化等于去传统化。不过，中国式现代化并没有依附于西方道路，所以没有把“传统”和“现代”进行二元对立的切割，而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成就现代化。

第二，“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是“西方中心论”，而“西方中心论”的底色就是“基督教一神论”，并且强调“分”的内在逻辑——自以为是地扩张、掠夺、殖民，试图将其他国家或文明同化，折射出强烈的“宗教皈依观”。这源于海洋文明的资源稀缺，所以需要透过传教、商业、战争等方式在全球取得凌驾性的地位，牺牲、剥削他人。

相较之下，起源于农耕文明的中国，更加强调就地取材、靠山吃山、自给自足，也更加注重“一多不分”的整体思维，并不倾向武力征服，而是向往以和为贵、追求以德服人、坚持礼不往教，也就形塑了我们处理不同文明关系时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精神，“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国家，都是发现人家的美，尊重对方、学习对方、成全对方，而不会强迫对方简单模仿、依附他国。”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再造中国再造文明

除此之外，王义桅也曾在演讲中把“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概括为四句话：政党再造国家，国家再造市场，市场再造社会，社会再造文明。其中，中国强调“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双轮驱动”——刚开始时先由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继而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最后才能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如果按照“西方式现代化”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政府不能干预市场，就像把不知道会不会游泳的小孩丢到大海，任其自生自灭。

“但他还没学会游泳，不就会淹死掉吗？中国的做法是搞游泳池、培训他，搞经济特区、让他适应，培训好了再进市场，这就是中国成功的经验，很大程度是为了避免西方的高标准‘一刀切’。”王义桅提到，每逢在西方国家演讲“一带一路”遭到批评、被指“一带一路”破坏他们所制定的规则时，他都反驳对方说，“错！‘一带一路’是创造条件，让你的规则能够起作用，从而证明你们西方的理论是成功的。”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美国人说‘三人行我必为师焉’，对吧？”王义桅开了个玩笑，一连又举了几个生动例子，让中国和西方现代化的分野变得更加简单易明。

比如，人民大学和中央党校的口号都是“实事求是”，英文翻译为“Seek truth from the facts”，“Truth在哪里？不是Bible上写的就叫truth，truth在民众心中，在实践中，实践出真知”，所以中国绝对不像西方以我为尊，而是强调辩证思维、强调入乡随俗、强调因势利导。又如，天安门城楼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两句标语，而习近平也反复强调“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可见“我们”与“整体”的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利益融合；但在西方，他们只看到“我”、看到“自己”，正如英文当中的“I”永远都是大写，强调的是“个体”。

成为自己命运与共
补齐世界三大短板

有这样的底蕴，中国才能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王义桅说，该理念是将古希腊箴言“认识你自己”发展到“成为你自己”，将个体理性的“你”上升到集体理性的“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将群体的“自己”演变成为全体的“人类”——我因为你而成为我，因为地球家园而成为命运共同体；而“一带一路”倡议就承载着这一使命。

为什么坚信“一带一路”能让世界更美好？王义桅早就分析，世界对于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但供给能力日渐滞后，而两者所形成的矛盾，正是国家积极建设“一带一路”的动力，有望超越殖民体系和联盟体系，引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补齐世界三大短板——

一是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遗留短板，尤其是非洲地区的经济发展短板，而目前由中国提出的“三网一化”（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区域航空网、工业化），广受非洲国家欢迎；二是补世界经济短板，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低迷状态持续，贸易增长率一直低于经济增长率，而“一带一路”可补消费不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差距的短板；三是补全球化短板——王义桅说，“联而不通，通而不畅”正是传统全球化遗留难题，而“一带一路”以“五通”将欧亚非互联互通起来，形成规模、系统效应，并且倡导开发第三方市场，从“双赢”变“多赢”，通畅天下，成就大同。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一带一路”提倡10年以来，中国已与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合作文件，覆盖83%的建交国。设施联通方面，成功建设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等标志性项目，其中中欧班列已铺划84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11个城市。至于贸易合作，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年均分别增长8.6%和5.8%，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折合约21,178亿港元）。民心相通工作同样取得成就，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预计到2030年，“一带一路”可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令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

打破西方制度迷思
重构全球发展布局

在王义桅看来，回望过去10年，“一带一路”又为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观念上的：既然你中国行，我为什么不行？”王义桅说，以前很多国家不会睁眼看中国，因为他们认为现代化只有一条道路，就是直接套用西方模式，并且对此笃信不疑、奉为圭臬，结果有些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长期停滞，有些虽然经济发达，但不得不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等问题上成为他国附庸；如今中国成功了，走出符合自身国情条件的发展道路，并且在改革开放、工业化、脱贫致富等方面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也就打破那些国家对于直接移植西方制度的迷信。

那么，中国是怎么成功的？“中国是西方现代化的学生，我们这些东西也是被逼出来的。”王义桅续指，我们的成功不只在于我们勤奋谦卑“活学活用”，更在于我们能够根据自身条件和实际情况“就地转化”，从而提高西方理论的适用性。

例如，河钢集团于2016年在塞尔维亚收购一间屡次被迫停产的小型国有钢厂，该厂是塞尔维亚政府于2012年从美国钢铁公司手上买入的，早已经营不善——如果按照西方模式，该厂可能会被大规模裁员或变卖资产，但河钢集团却承诺全数保留钢厂的5,050名员工，并且加大投资力度，引入绿色技术和管理经验，只消半年时间就停止连续7年亏损的局面，如今该厂已经成为当地最大钢铁公司和出口企业，GDP贡献率达到1.8%。王义桅形容，这个方式充份体现“中医智慧”：“我们尽量不去开刀，不是把病毒切除掉，而是利用他们自身的东西去治愈，突显我们中国的统筹协调、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第二个变化，是世界不再是一个资本为中心的，不再是强者为中心的，而且是互联互通的，世界是个整体。”王义桅解释，在原有海洋型全球化下，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都是按照沿海地区布局为主，世界GDP有60%都是来自沿海地区100公里的地带，所以沿海地区普遍发达，而内陆地区普遍落后，整体出现“不联不通，通而不联，联而不通，被联通”等四大问题，当中又隐含不少文化冲突、制度差异、信任鸿沟；幸而，“一带一路”的出现，透过六大经济走廊和“铁公空水电网”等六路，帮助内陆地区“寻找海洋”，推进陆海联通的全球化，得以重构全球产业布局，有望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发展。2021年开通的中老铁路，就是鲜明例子，让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促进地区联通，提高贸易水平，彻底改变老挝在传统全球化下难以发展的国家命运。

劝勉香港珍惜主场
不要坐等中央指令

“‘一带一路’是让你成为自己，而不是成为别人。”王义桅反复强调，“一带一路”是为了推进“主场全球化”，要让每个国家都能够成为主体，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例如，位于南亚的群岛国家马尔代夫，由1000多个星罗棋布的岛屿构成，但岛屿之间从来没有一座跨海桥梁，只能依靠小船在汪洋大海当中摆渡，往来极不方便。原来，马尔代夫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岛国，珊瑚礁地质呈现多孔洞、容易碎、承载力不均等特质，而且海水涌浪强烈、盐度高而腐蚀性又强；因此，要在远洋深海无遮掩的珊瑚礁地上建造跨海大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中国由2016年开始在马尔代夫援建长达2公里的中马友谊大桥，至2018年正式建成通车，结束只有渡轮通行的历史，不但有效改善了当地居民的交通运输服务，而且缓解了首都马累核心经济圈城市拥挤的状况。

“中国造桥能力举世无双，但造桥的时候，不能只是我们自己去造，因为当地人肯定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我们需要和他们一起合作造桥。于是，在造桥的过程中，就给予了新的知识产权，这个知识产权是共享的。”王义桅补充，如果没有“一带一路”，马尔代夫恐怕难以独力造桥，也就无法拥有在珊瑚礁地建造跨海大桥的知识产权和话语权。

谈及“主体性”，王义桅曾在2017年分析香港和澳门可以如何抓住“一带一路”机遇时提醒，“不能等中央政府给你指定什么你才去做，不能等发改委‘一带一路’办公室给你做一个指导和规划，都是靠自己去提出一个倡议，提出一个对接的思路。”事隔6年，被问及如何评价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表现时，王义桅表示，“‘一带一路’是支撑你去把学习的东西转化实践，哪里有落后，哪里就是机会，但很多人还没转变过来”，“尽管世界变了，但香港的底层逻辑还没完全变”，“仍然是一种殖民生态、殖民体系，以为英国或者盎格鲁撒克逊才是文明和先进的代表、是人类的未来”。

王义桅再次劝勉香港要珍惜成为“主场”的机会：“你现在虽然背靠中国，但是中国的东西你又没学好，等于是两边都吃不消。如果香港人想实现你们的人生价值，用更大的胸怀看世界，真的要抓住‘一带一路’，再造香港、再造中国、再造世界。”

辩证看待危机转机
大爱包容悉心解说

王义桅对“一带一路”充满信心，但也不是看不到困难。“我想最大的风险，就是全球化本身体系的风险，整体的氛围受到挑战。”王义桅表示，“一带一路”提倡以后，既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全过程，也伴随着“中国威胁论”的全过程，而那些说法可以概括为过剩产能威胁论、地缘政治冲突论、文明冲突论、国际秩序另起炉灶论、中国模式输出论、经济帝国主义论、生态习俗破坏论、朝贡体系复活论、中欧分而治之论、黄祸论等，主要是质疑中国推进国际合作的企图，或怀疑中国知行合一的能力。

“最典型的困难就是‘二元性’，他们（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很穷，意识形态和建筑标准还全都是用西方那一套。”王义桅早就指出，不少国家本来就是西方培养的国家，难免倾向认同以欧美为首的西方舆论，但“一带一路”的成功又严重冲击西方主导的所谓普世价值、挑战他们的国际体系主导地位，而当他们形成抵制中国模式的合流，就会造成“发展导向全球化”与“规则导向全球化”的中西对抗。

不过，王义桅并没有太过担忧，因为他相信，任何事情都该用辩证视角观之，事情越积极、越成功，反对声音也会越激烈，“我们要安抚，要解释、要说服；有挑战，也会不断有动力。”至于如何安抚、解释、说服，就又回到了如何讲述“一带一路”的故事。“所以我反复强调，不要做孙悟空，要做如来佛；孙悟空见到白骨精就打得没完没了，见了如来佛呢，让你立地成佛，感化你。你最后见了佛，你还去跟他打仗吗？不会的。”按照王义桅的说法，“如来佛”是一种意境，是渡人的，是大爱的，所以面对各种阴谋论时，不要急着像孙悟空一样去战斗去争论，而要用爱心去包容去回应去交流。

知识份子兼善天下
带路促成可爱世界

“我看到大家感兴趣，我也很感动。首先他对这个事情感兴趣，而他被我感染是第一步，接下来就自觉去宣讲。如果一开始我讲得不好，人家不喜欢我，那等于我把‘一带一路’给糟蹋掉了，我会觉得我有责任，否则就有罪过。”这也是王义桅尤其注重“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因，而这种沉甸甸的责任，源于中国知识份子“兼善天下”的情怀。

“‘一带一路’成就了我，同时也再造了我，不光是我的知识体系，还有理智情感激情，让我变成更有爱心，做有温度的学问。”王义桅出生在江西瑞昌的小山村，儿时看着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却吃不饱饭，就已心生怜悯，会趁大家乘凉时说笑话扮鬼脸，让他们减轻痛苦。读高中时，生物书第一句话说“环境污染、自然资源、人口粮食是世界三大问题”，他备受启发，立志解决第一个问题，但后来虽被华东化工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录取，毕业后又被分配到天津联合化学有限公司动力部担任助理工程师，却也发现环境问题并不容易解决，而且涉及整个世界，于是“转换跑道”钻研国际关系。

在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博士课程最后一年，王义桅被选为“复旦大学—耶鲁大学福克斯国际学者项目”的交换学生赴耶鲁学习，在那里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英文水平，也发现了现实的美国和想像中的美国有着一定差距，于是毕业后留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笔耕不辍。2007年，外交部宋哲大使出使布鲁塞尔，王义桅则被选中借调到中国驻欧盟使团，做了4年外交官，经历了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回国后撰写《《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反复叩问、探索、思考——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该如何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惯性思维？

“总书记提出‘中国梦’、‘一带一路’，我就感觉就像为我而准备的！”大多数人仍对“一带一路”懵懵懂懂时，王义桅已经积极参加诸多调研活动，尝试从理学角度丰富这一构想，并在人民大学开设“一带一路”专题研究课程，让更多学生了解这一倡议。时至今日，王义桅不但没有停下脚步，甚至开启加速度，因为国家已然成为“新型全球化”的改革者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起者，他更自觉要担起这份重任：“以前方志敏写《可爱的中国》，现在有了‘一带一路’，我真的觉得是‘可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