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价团．策解｜改善嫌贫爱富待客之道　追上精致穷游多元热潮

“香港晚上外面特别乱，你们要是乱跑，出了事我们不负责！香港警匪片你们都看过吧？”——2005年，“港澳个人游”仍有限度开放，安徽何女士参加公司组织的港澳旅游团，人均团费需要两千多元，但酒店环境恶劣，又被强迫购物，甚至遭到导游恐吓不能擅自出游。18年过去，内地访港旅客无疑成为香港最大客群，激烈竞争之下衍生千奇百怪的吸客方式，早已为人诟病的“低价旅行团”更在通关之后卷土重来，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疫情或多或少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和出行偏好，但香港旅游业似乎仍然沉醉于“高量低值”的盈利模式，而成立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特区政府也没有积极体察旅客需求和市场变化，前景令人担忧。

深度报道组政策分析系列

低价旅游团的前世今生

香港回归初期，内地尚未全面开放个人外游，在2002年访港的1660万人次旅客当中，只有四成来自内地。2003年爆发SARS疫情，香港旅游业首当其冲，在4至6月平均每月只有55万人次旅客入境，比2002年同期减少六成；中央政府遂应特区政府要求，于7月28日逐步开放“港澳个人游”（自由行）。旅游业自此全面复苏，内地旅客逐渐成为香港最大客群，在2004年，平均每月访港旅客多达170万人次，当中有近六成来自内地。

不过，当时只有少部份城市居民可以个人身份访港，其余地区仍需参加由国家特许经营的“出境旅游组团社”（俗称“组团社”），而组团社招揽客源后，会将旅客转介到港澳两地的旅行社（俗称“地接社”），再由地接社的导游带领旅客开展活动。但自由行的开放无疑影响旅行社的收入——组团社只能价格促销吸引游客；而地接社向组团社收取极低的转介费用后，会带领旅客前往指定购物场所、强迫他们消费，借此赚取佣金。

面对新兴崛起的牟利方式，两地政府明显后知后觉，随之而来的低端旅游乱象丛生。来自安徽省的何女士告诉通过电话《香港01》记者，自己曾在2005年参加公司组织的港澳旅游团，尽管人均团费需要两千多元人民币，但酒店环境恶劣，还被导游强迫购物。

政府倾向放任市场不管

“香港晚上外面特别乱，你们要是乱跑，出了事我们不负责！香港警匪片你们都看过吧？”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何女士对当时导游的所作所为仍然记忆犹新。旅行社给他们安排的酒店位于工业区，并且又旧又小；导游甚至恐吓他们不能私自外出，平时只带团友去指定的街边商店购物，要求他们购买不知名的珠宝和手表。她与同事们都不愿意买，导游便破口大骂“你们不懂互相体谅”，甚至威胁“买不够（额度）的话，你们回去时过不了海关”。何女士只好买了几只手表，但回家后没用多久就坏了。

“与其说是旅游，不如说是去探险。”何女士如此形容当时的体验。她与同事们都是第一次去境外旅游，对香港一无所知。他们向酒店附近便利店的女职员打探情况，热心的职员便告诫他们要谨慎购买导游推荐的商品，并告诉他们购物要去比较远的“海港城”。何女士便和几个年轻的同事偷偷从宾馆溜出来，花100多元搭出租车去尖沙咀购物。但由于对导游的恐吓感到惴惴不安，在出发前，他们还特意询问了香港报警电话，嘱咐同行的两个男同事说：“如果遇到危险，你们两个身体好的就先跑去报警！”

在那个讯息极不对称的年代，很多像何女士这样的内地游客，在香港留下了并不愉快的旅游体验。随后自由行扩大开放，旅行社的牟利手段变本加厉，“低价团”、“零团费”等层出不穷，导游强迫游客购物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更在2010年发生导游阿珍辱骂团友、2011年发生导游与旅客争执打斗等事件，令香港这国际旅游之都名誉受损。直到2013年，内地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客，也不得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加上大众传媒的普及打破了许多讯息差异，上述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不过，《旅游法》并不适用于香港的旅行社或导游，而香港向来倾向自由经济主义的放任市场不管。

限价限量就能解决问题吗？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前，土瓜湾和红磡一带的酒楼和餐厅，都是“低价团”的“重灾区”。三年过去，陆港恢复通关，内地赴港旅游业务逐渐回春，但一些低价的“红帽团”屡屡因为餐食环境恶劣、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等等问题引发社会关注。“红帽团”以中老年人为主，通常被安排入住人口密集的旧区，又被带去当区的平民食肆就餐，并到主要是去黄大仙庙、西九艺术公园、九龙仔公园洋紫荆园等不需收取门票的地方游玩。

与此同时，一些非持导游牌人士也陆续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招揽客源，例如有跨境巴士司机在承包租车服务的同时，借包车之名承办旅游带团的业务。《香港01》记者在小红书尝试检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许多私人导游服务广告，在询问一位跨境司机是否同时承接带团旅游时，亦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该司机还表示自己“今天一整天都在带团”。

如何解决低价团衍生的问题，民众和官员们莫衷一是。在较受影响的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本身是立法会议员的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认为，低价团对香港经济增长无大裨益，反而可能令旅客对香港留下坏印象，当局应当限制廉价团的数目；不过，同样身兼立法会议员的杨永杰反驳指，“廉价”没有清晰标准，有些旅客只想看看景点而不想消费，不应强迫他们接受过多开销。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柏良也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来的都是客，香港不能只欢迎豪华旅行团”，因为旅游市场本身就有不同消费客群。负责监管旅行团行程的旅游业监管局主席马豪辉亦认为，定价是商业决定，局方无权插手。

不管是简单粗暴地限制低价团、追求“眼不见为净”，还是一概表示欢迎接纳、无视本地居民苦衷，其实都是在简化问题。我们应当追问的是：低价旅游团的产生，从结构上折射了香港旅游产业的什么问题？特区政府和旅游业者需要回答以下四个“如何”。

如何打击不法旅游活动

首先，是如何有效打击不法旅游活动。低价团客源来自内地各个城市，而低价消费行为是在香港完成，可见陆港两地商家共同构成整条“低价旅游产业链”。尽管内地已于2013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但一些涉嫌违规的旅行社，不但没有完全遭到内地取缔，而且仍然可以承接香港业务，可见两地的监管工作仍然有所不足。

以2015年发生的香港导游殴打黑龙江旅客致心肌梗塞病发身亡事件为例。据内地传媒报道，涉事的珠宝店早已长期被投诉强制消费，而其所属的蒂亚集团不但在广东省中山市设厂加工珠宝，而且疑似在深圳经营旅行社业务。全国企业信用查询系统“企查查”显示，涉事的“深圳鹏程天下旅行社”已经更名为“深圳市华宝国际旅行社”，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4月11日公布的出境旅游旅行社名单中，该旅行社赫然在列。再搜寻淘宝网站，该旅行社仍在承办旅客访港服务，但主要负责销售海洋公园和迪士尼乐园的票务工作，不再经营带队行程。这不禁令人担心，现有法律是否足以保障旅客权益？

以近期卷土重来的低价团为例，尽管已经没有强迫购物的问题，但在路线规划和饮食安排上，仍然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例如用餐时间不足半个小时、导游捏造讯息以更改行程等等。由此可见，旅行社仍在利用旅客对香港的不了解去赚取利益，结果既损害了旅客的权益，也影响了香港的形象；这无疑需要特区政府加强与内地旅游业监管部门的沟通，共同合作打击无牌导游、欺瞒旅客、不合理旅游体验等行为。

如何平衡游客需求和居民生活

其次，是如何有效平衡游客需求和居民生活。事实上，旅游业作为香港四大传统产业之一，业界利益和居民利益本不应该水火不容，但因为特区政府的管理不善和分配不均，才会导致两者处于对立。以自由行政策为例，如果港府能够创建更加符合公义原则的资源分配机制，又怎会导致旅游产业的巨额利益单一流向地产业主和大型零售企业，令普罗百姓无法共享成果？如果港府能够适时因应旅客激增而提升配套设施、改善城市规划，又怎会导致居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甚至出现奶粉、药物、化妆品等资源紧缺？

放眼世界，其它城市也有过游客太多引发居民不满的矛盾，例如欧洲就曾出现过度观光（overtourism）的问题，甚至引起大规模抗议，但当地政府并没有简单粗暴地禁止某个客群进出。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尝试将游客吸引疏散到该国其他城市，强调可持续性型别、慢游方式，及推销知名度不高的社群旅游，引导游客前往较僻静商贩较少的区域。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则禁止席地饮食、穿泳衣逛街或跳入运河，否则将面临罚款。

如何平衡旅客和本地居民的诉求，如何调配公共空间的资源，这本是一个空间政治中的规划和行政的问题，如果管理不慎，难免演化成为饱含政治色彩的陆港对立。

如何发展多元旅游产业

第三，是如何有效发展多元旅游产业。早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前，香港旅游产业早已渐走下坡，因为过度依赖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消费的“高量低值”旅游模式已经不再奏效。根据智经研究中心2020年发布的《未来之“旅”：回顾香港旅游也二十年高山低谷》引用旅游发展局的数字所指，2014至2018年的入境旅游就业人数由24万减至22.53万，减幅主要来自“零售业”，原因是旅客购物消费额由2014年的2,089亿元降至2018年的1,671亿元；对比之下，文化及娱乐服务的就业人数由2000年的6,700人升至2018年的2.4万人，增加了两倍多，但整体就业人数仍不及零售业的九分之一。

但是，特区政府似乎仍未察觉市场变化，更不太在意潜在的内忧外患——对内旅游资源开发不足，业界内部结构僵化，高量低值模式不变，透支本港旅游声誉；对外随着内地免税区和跨境网购平台不断发展，持续削弱香港商品的价格优势。以海南岛为例，早于2011年实施免税政策，至2020年7月更把免税购物额度提高至每年每人10万元，直接与香港形成竞争——全球咨询公司麦肯锡今年2月访问超过3,000名来自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消费者，其中有兴趣在未来一年访港旅客仅三分一，另有15%受访者预计未来3年会减少在港消费，选择转到海南或澳门购买奢侈品，或以代购方式购买化妆品和保健品等。

事实上，随着公共交通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发达，人们对于旅游的期待和想像也在发生变化；可是，今日香港所宣传的热门旅游景点，与十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而近期推出的“你好香港”、“开心香港”等活动，套路仍然十分古板，明显未有意识到消费者需求已经发生变化，自然也难以吸引回头客和新生代。不过，原先的优势没落了，并不等同于今日的香港没有优势——在“小红书”上，香港旅游热门分享常见书店、戏院和展馆等活动，愉景湾、赤柱、长洲等离岛地区和行山路径，还有“麦当劳道”、“所有目的地”等路牌，以及“叮叮车”等交通工具，全都因为独特文化而获得不少关注。

如何改善香港待客之道

最后，是如何有效改善香港待客之道。在香港媒体的报道当中，低价团普遍都被贴上“滋扰居民”的负面标签；而当一些“限制旅费”的政策构思被抛出来之后，香港更给旅客留下“必须拥有足够金钱，才能玩得开心，而且不会影响居民”的奇怪印象。问题是，低消费的旅游方式是否等同于滋生困扰？

近年有种十分流行的娱乐文化叫做“穷游”——有群被称为“驴友”、“背包客”的年轻游客，能以最少的旅行成本，得到最大的精神收获。为了尽量节省成本，他们通常乘坐火车等低廉交通工具，住青年旅馆，吃快餐简餐，但毫不影响他们的旅游体验，而热门穷游目的地除了消费较低的东南亚、台湾，还有希腊、西班牙等欧洲发达国家。可是，为什么当“穷游”出现在香港、实践物件是中老年人时，会变成棘手的社会问题？

说穿了，是香港本身似乎就不太欢迎低消费群体，不管是外来游客还是本地居民。即使没有了“红帽团”，难道就没有为了赶工而站在街头匆匆吃盒饭的司机，没有了因为从事厌恶性工作而同样被厌恶看待所以只能躲在垃圾站休息的清洁工？可是，“贫穷”并非个人选择，而是社会发展和治理不善的结果，我们不但没有任何资格藐视他们，反而应该尽己所能体谅他们、帮助他们——这才是多元包容的文明城市的应有体现。

深度游、精致游、生态游
通通应该有

对于外来游客，同样不该有高低之分。只要特区政府和旅游业界能够认真体察游客需求，香港有许多自然景点可以作为平价深度游、精致游的选择。例如，在1980、1990年代红遍大中华和东南亚地区的港产片和广东歌，对游客而言正是好好认识香港人文风景的最佳体验，但由于政府和业界没有着力推广，游客来了香港也苦于无处了解。又如，近年外国逐渐推崇绿色游、生态游，香港也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例如拥有22个郊野公园，生物多样性也享誉盛名，绝对可以为旅游业界添注活力，可惜当局往往将大部份资源都投放在鼓励消费的项目上，既未有借此机会唤起游客的保育意识，也没有借助自然生态促进地区发展，而现有零散的“生态旅游”更像是“生态嬉戏”。

除此之外，无论是大馆、文化中心等展馆，还是立法会、法院等政法机构，都设有向公众开放的免费导赏团，只需要提前预约便可以参加，而且大多数导赏团都提供粤语、普通话和英语的选项。导游会在带领游客参观的同时，讲解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那不仅能够帮助游客理解和尊重香港的文化，也提供了一种更加可持续、有意义的旅游方式。旅行社若能寻求与导赏团的合作，不仅能够低成本出行，还能够保障游客的体验。

旅游业的意义远不止于GDP占比，更关乎香港的形象。作为亚洲大都市，“香港”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的名称，更代表着人们在听到香港故事、消费香港产品时的联想。换而言之，“香港”是一个品牌，有其符号价值，而旅游业是塑造符号价值的重要工具。上文提到的安徽何女士，在遭遇了不愉快的跟团游后，一度不想再来香港，因为她印象里的香港是个破旧的工业区，治安很糟糕，商店不友善；事隔十多年后，她再度来港，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香港：公共交通十分发达，社会有序治安良好，市民较有公民素养，和当年导游描述的“警匪片”毫不相干，她感叹：“那些不良旅行社给香港造成了不良的印象。”——我们着实需要思考，到底想让游客体验一个怎样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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