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车优惠2元变3元——为何罗致光只懂计数，不懂公平正义？
特区政府去年提出将放宽长者二元乘车优惠合资格门槛，从65岁降至60岁，并转用实名制，计划预期于2022年首季实行。政策还未实际“落地”，政府已有新说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上周日（17日）在电视节目上表示，票价或会随通胀加价为“三元优惠”，以减低财政负担，通胀影响运输成本固然合理，但此却暴露政府守财成痴的理财哲学——政府“劳福大脑”罗致光选择就长者乘车优惠引入检讨机制，在劳碌半生长者的身上“拔毛”，以纾缓财政负担，这显然极不合理，亦尽显局长“离地”，不识民间疾苦。
计划自去年公布以来，一波三折。先是政府一度“缩沙”，指计划漏洞百出，担心被人滥用，加重公共财政负担。去年10月，有报道引述消息指有行会成员认为措施衍生支出每年逾达百亿元，没有经济效益；后特首林郑月娥公开否认有关说法，称无意搁置计划。
及至上周二（12日），当局采纳顾问报告建议，以个人八达通的方式向60至64岁长者提供乘车优惠，并逐步拓展至65岁及以上人士，以堵塞滥用漏洞。但另一边厢，罗致光却再度搬出“加重公共财政负担”的说法，称会设立机制，票价会随通胀加价成“三元优惠”。
他解释，由于本港人口老龄化，未来适用人数将会以倍数上升，加上通胀问题，2元只是基价，政府会引入机制检讨补贴方式，每五年检讨一次，增幅需与票价看齐，以减低财政负担：“检讨后可能要2.2元或者2.5元，甚至增至3元。”局长看似“言之成理”，但不少市民闻言都批评政府“剥削公公婆婆”、“无同理心”、“计到尽”。
“精通数理、忽视人性”
事实上，智商高达160的罗致光，并非首次被人质疑施政时往往只看到冷冰冰的数字，而忽略数字背后活生生的市民。工党前立法会社福界议员张国柱2018年《香港01》专访时便指出，罗致光精通数据、了解数目加减，却忽略“人性”这个基本考量，以为只要制度够完善，没有做不到的事。
时间回到2001年，政府开始推行的“整笔拨款津助制度”（Lump Sum Grant，LSG），但在刚推出时便已为人诟病，当时身为立法会社福界议员的罗致光却投下赞成一票。
相关团体认为制度会令社福机构“只为拨款，不为服务”，由于拨款有限，有些机构压低底层员工薪金以减省成本，令社福界人手长年严重流失。在新计划推行前，政府沿用的“实报实销政策”福利服务资助制度，往往被批评规管过于死板，亦不利机构提供服务。而当时为社福界议员的罗致光认为LSG能够打破死板的规章，一笔过拨款令机构有更大的自由度，以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调配资源。但他没想到，LSG最终竟然导致原本“好死”的制度变成“好乱”——他自以为建立了一个“自由”的制度，却忽略了“人性”，又衍生出各机构种种“人治”问题，令非政府社福机构陷于“市场化”困局之中。
“当你太理性的时候，你会忽略某些东西。”张国柱三年半前这样形容罗致光。如今以林郑月娥政府任期即将走向尾声，罗致光早已不再是刚从民主党“大脑”走入劳工及福利局的“问责新兵”，但他所任内推动的政策和发表的言论，仍处处显露其“精通数理、忽视人性”的问题。例如2019年初，罗致光出席电台节目为调高申领长者综援合资格年龄政策解画时称，“当大家都120岁时，60岁刚刚是中年”——即被市民批评为“凉薄”。
而在疫情重创香港经济、失业率大幅上升期间，他多次呼吁失业人士应该“能屈能伸”、申领综援；却多次以新设制度需时、长远财政负担沉重为由，拒绝设立失业援助金。
只讲理性，不讲人性的做事作风更令耗百亿元的“保就业计划”恶评如潮，计划“只保企业，不保员工”，无法全数惠及雇员，反而成了“人性”的照妖镜：雇主申领支援，却要求员工放无薪假，或伪造受雇人数记录，骗取政府支援。
可以说，不论是长者乘车优惠，还是保就业、失业援助金计划，政府口说“关怀弱势”，但种种政策却与促进公平正义背道而驰。罗致光作为主导“社会二次分配”的决策者，却未有正视社会种种深层问题，也无法令政策更好“落地”、使人人共享社会繁荣成果。
只谈“民主” 却欠执政理念
照理说，民主党出身的罗致光，理应更懂民生民情，但为何今天却如此忽略民意？
翻查资料，在1990年4月民主党前身“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成立时，党内只以追求民主的基本共识，却没有统一的执政理念和政策蓝图，只是打着“民主”的旗号组织政治能量，亦未有透过左右意识形态的辩论，摸索出专属于“港同盟”的从政道路。
1994年，“港同盟”与学者张炳良、学者卢子健、学者陆顺甜、律师李植悦等人为代表的“汇点”合并为“民主党”，扩大政治能量。可是，合并后民主党，其党员除了对民生政策的左右立场不一之外，对中港关系、政党定位、议会路线等议题，立场均南辕北辙。
随着时间推移，内部陷入派系及路线之争，党内的陶君行和罗致光单就一个最低工资的议题，已有相反的看法，前者推崇最低工资的设定，但后者认为后果不堪设想。种种矛盾突显政党就社会议题没有统一的论述观点，迷失在“民主自由”的空泛口号之中，难以推动社会变革、改善市民生活。这亦引发民主党数次分裂和“退党潮”。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民主党创党成员，罗致光2017年加入政府时竟被民主党“退党”——不是因为政治主张有别，而是为免政府的失政与政党挂钩，而这明显未有意识到加入政府正是实践理念的重要方式。
打着“民主自由”的口号，却没有清晰的管治政策导向，终会随波逐流。如今的香港民主党以至大部分泛民主派，在过往数年不断被勇武及抗争势力牵着鼻子走，却未有正视社会的经济、民生等深层次矛盾，亦未坚守“大中华”、“和理非”等一直以来信奉的原则，结果走上“政党政治”的下坡路。如何回归理性，真正为基层发声，仍是他们不能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