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迷思 ‧ 1】从罗致光“忽视基层” 看泛民精英的理念缺失
罗致光由“民主党大脑”摇身变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一年半，最低工资甚低，标准工时未见，全民退保无影，不时被批评“忽视基层”。试想像，若复制罗致光加入问责团队的模式：由极具专业政策背景的民主派精英，如李永达做运房局长、杨森当劳福局长、张文光任教育局长……他们能站在广大市民那一边、有效解决香港民生问题吗？答案恐怕未能尽如人意。有人谓，由基层晋身中上阶层的他们，与群众渐行渐远；也有人说，他们组党参政时，单纯受“中港政治矛盾”驱使结盟，但民生议题却未有清晰的阶级定位及跨阶层统战策略，也未能平衡自由经济和社会福利而建构坚定的政策论述，自然“左摇右摆”；更有人指，在野和在朝的从政思维必然有别，当反对派时理想很宏大，当执政者时很现实。然而，若从政者都不相信执政可以带来改变，那么他们参政所为何事？早在1999年，民主党曾就阶级政治及执政意识等举行大辩论，张炳良、吕大乐、叶健民、李永达、陶君行等人，都描绘过该党经略香港的蓝图。时隔近二十年，阶级讨论及执政想像成了“明日黄花”，政党发展裹足不前，政府管治亦强差人意，《香港01》专访后三者，冀为迷失中的泛民精英，带来一点想像和反思。
1. 做好了“执政准备”，但要“被退党”地“参与执政”
“我知道他不可能是二十年前的罗致光了，现在也证明了我是对的。”民主党第三任主席兼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与罗致光携手走过逾三十年的政治路；去年6月，李得悉对方打算以民主党员身份加入特首林郑月娥的问责团队后，随即联同数名元老要求他退党，“I don't think it's work！民主党不是和林郑组成联合政府，罗致光也不可能override她的意见，‘23条立法’的话，你怎么可能说不？Come on！从事政治那么多年的人，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李永达重复讲了三遍“现实证明我是对的”，以强调当初劝退罗致光的判断正确。他解释，除却有“政治因素”的考量，还有对“执行困难”的研判，因为非政府组织从政者的想像空间往往较阔，“我们会想，为何不能这么做？为何不能克服政府的官僚架构？为何不能overcome商界的无理想法？但当你进入政府，莫说是局长，就算是特首也做不到！Come on, don’t be naive！你想说服商界的时候，商界可能会说，你还是先听听我的意见吧。”
“罗致光还未stretch（伸展）到他这个官阶可以达到的limit，其实无论是他还是张建宗做劳福局长，都没有太大分别……我当然希望他能够更积极，作为民主党出来的局长，至少要比其他人更进步，更能达到政府最远最远的limit。”李永达一再重申，日后任何民主党员加入问责团队前，都必须退党，“就算会限制他们从政的想像，但我们也不能将党的事业与党员的个人发展挂钩。”
“政府”这标签，仿佛一贴上，就算是不可或缺的“大脑”，也会变成代价沉重的“负资产”。
“如果去年胜选特首的是曾俊华，民主党的想法可能很不一样。”曾为汇点成员及民主党党员的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健民一针见血。他指出，“‘退党论’的hidden agenda是，如果这个政府不受欢迎，就算只有一个人加盟，后果也要整个政党一起承受，但如果这是一个受欢迎的政府，民主党就未必说得咁尽了，因为这从来不是‘党的原则’问题。”
如果这套“民粹而被动地等待参与执政”的潜台词成立，那么，民主党的“执政”原则，或许就是没有原则。
早在1987年，已故民主党党鞭司徒华率领“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民促会）”访京时，与时任港澳办副主任李后谈及香港民主发展，李说自己“支持民主”，令民促会成员纷纷憧憬将来执政，但司徒华却警告：“你们的想法太幼稚！从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我们（民主派）要准备二十年在野！”到1995年，民主党一举在立法局选举取得19个议席时，党主席李柱铭又与民建联曾钰成及自由党李鹏飞一起做过“轮流执政”梦，因为“按支持率推演，若2007年有双普选的话，肯定是民主党赢，我们要组成‘联合政府’执政！”
至1997年，民主党副主席张炳良进一步提出“参与执政论”。他在《立足其内，运行其外——民主党如何走其政党道路》一文中指出，民主党应该看到自己是最受市民信任和支持的政党，并要明白市民寄望其在议会内发挥重大作用；长远而言，若政制空间容许，民主党可朝“局部执政”或“参与执政”目标迈进，因此，必须强化政策创制能力、加强与各阶层沟通、提升参政议政论政质素，从而成为有执政能力的力量，为将来各种形式的执政做好准备。
然而，历史总爱跟港人开玩笑。回归后第七年，张炳良主动退出民主党，翌年起出任行政会议成员，至2012年加入前特首梁振英的问责团队；到去年中，张炳良卸任前，前党友罗致光则“被退党”，以加入候任特首林郑月娥的管治班子。某程度上，两人算是实现了张炳良当年所言的“参与执政”，但两人在任时都不再是民主党党员，却又总是被批评“背弃了理想”、“放弃了基层”；至于近年跃起的党内新星，似乎都与“参与执政”的理念渐行渐远了，就如民主党副主席罗健熙所言，在畸形的政治架构下，行政长官不能具政党背景，即政党无法执政，他也不认为民主党在可见的将来可以执政，但他称在某程度上，民主党的“执政准备”仍然存在，例如会加强理解政府运作、平衡各方想法等训练。
莫说罗致光已非20年前的罗致光，今天的民主党，又岂是20年前的民主党？温和支持者忍不住要问，这样的“参与执政”，是否具备实际意义？如果从政者和政党都没有执政打算，他们从政及发展政党又有什么意思？
2. 用追求民主的共识，遮盖左右政策的分歧
回过头看，民主党当初的“合”，其实早就注定了他们今天种种的“分”。
1990年4月，大批在七八十年代社会运动崛起的基层团体领袖及专业人士，如教协会长司徒华、大律师李柱铭、律师何俊仁、工运领袖刘千石、教师李永达、教师张文光、学者杨森、学者罗致光等人，受六四惨剧刺激，加上追求民主的基本共识，组成香港第一个以政党自居的“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并在翌年的立法局选举中，取得18个直选议席当中的14席，成为最大的民主派政党。
“当时大家的政治立场是相近的，尽管策略和路线有分歧，也以为可以互相容忍，结果，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相见好同住难’。”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前主席陶君行于1989年出任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六四期间到北京支援学运，毕业后成为港同盟创党党员，1991年出战区议会选举，当选全港最年轻的区议员。
陶君行现职会计师，访问在他位于湾仔的办公室进行，里面全无半点“政治”的痕迹。他笑言，现在只是“1/4政治人”，回望那风光的过去，数度摇头，“‘港同盟’成功得太容易，不像台湾、南韩的民主运动组织，需要经过很多左右意识形态的辩论，才能摸索出自己的道路。我们一个‘六四浪’埋嚟，大家就上去了，整天见的都是自由党、商界‘大孖沙’、殖民地高官，谁会跟他们讲基层的阶级利益？”
“我那时也太年轻，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左右分歧有什么问题，后来‘港同盟’壮大成‘民主党’，大家意见多了，矛盾也突显了，我又年少气盛，就算意识到问题，又未能有礼貌地游说他们接纳我的意见，这是我的错误。” 陶君行说。
他续说，包括民主党在内的香港民主派政党，全都以“反共争民主（民主党的说法是‘民主回归’）”这政治立场作基本点，他们的组成并非为实践左翼或右翼政策，既不像左翼政党相信财富再分配，也不像右翼政党认定公共政策养懒人；而他始终认为，政党应以阶级利益作基本点，“民主制度只是手段，我希望香港变成怎样的社会，才是我的终极目标。”
1993年底，由专业人士及知识份子（如学者张炳良、学者卢子健、学者陆顺甜、律师李植悦）成立逾10年的论政团体“汇点”，经历一场政党化改组后，时任主席张炳良向创会成员杨森提出与“港同盟”合组新党的构想。杨森与司徒华及李柱铭商讨后，双方均想尽快成事，于是，1994年初开始，来自“港同盟”及“汇点”的十一名核心成员，隔三岔五便聚首李柱铭位于中半山马己仙峡道的住所，展开“十一子密谈”。到同年4月，两个组织以“壮大民主力量”为由，正式合并为“民主党”，而两队人马亦有不言而喻的分工，“港同盟”主攻议会，“汇点”主理党务，冀各展所长。翌年末届立法局选举，民主党横扫19个议席，风头一时无两。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看好民主党的发展，因为党员除了对民生政策的左右立场不一之外，对中港关系、政党定位、议会路线等，都有南辕北辙的差别。早于1992年退出“汇点”的创会会长刘迺强，曾在民主党诞生当天，高调讥讽两党合并是“有性无爱”的婚姻。
时任城市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的蔡子强亦于1996年撰写《也谈民主党的分裂危机》一文，谈到中共对民主党的取态或会导致该党分歧白热化，因为民主党的三类骨干对党的发展本身有不同期许：红裤子出身、从街头走到议会的运动领袖，原则性较强，较注重意识形态层面的辩论，有较透彻和深入的反省；随1980年代的代议政制发展触动参政意欲的中产精英，对民主自由有种抽象的认同，欠缺意识形态的雕琢，散发技术官僚的气息，考虑问题较务实温和；至于第三类骨干，则是想藉民主党强大的政党形象，在选举中瓜分政治权力而入党的机会主义者。
“因为有一个更大的政治矛盾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遮盖了一些本土的公共政策问题，但是，当1997年金融风暴导致经济下滑的时候，很多争议都浮面了，例如我们认为要保障基层，他们就有强烈的反弹。”陶君行和罗致光在党内可谓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例如前者推崇最低工资的设定，但后者认为后果不堪设想，或致失业率上升。“他们奇怪得很，一方面反对‘最低工资’，但另一方面又支持‘集体谈判权’，一时很右，一时又很左。”陶君行说，他曾经质疑罗致光等“主流派”在自由经济和社会福利之间“左摇右摆”，“但他们已经认定我是想夺权了。”
“借用吕大乐《四代香港人》的说法，那时香港的主要从政者，是第二代香港人，他们在一个很右翼的环境中成长，相信‘适者生存’、‘物竞天择’、‘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向上流动’，相信‘剩余模式（Residual model，强调政府只承担最基本的社会救助和服务）’，但从不相信我讲的那一套，不相信制度不公平、不相信需要重新分配资源去照顾低下阶层。”陶君行说。
他更笑言，“其实罗致光从来都没有站在基层那一边，所以他没有背叛过基层，而且，他在民主党的时候，已经把民主党调得很右了。所以当时他们根本不愿意就此和我理性辩论。”
“类似的批评，我听过很多次，我也问过我自己，究竟我现在做的事情，或者我们民主党做的事情，有否加剧政府对基层的压迫？”李永达坦言，自己虽然出身基层，“但住木屋已经是40、50年前的事了，我无否认，我们的党员当中，也没有什么基层，所以我们未能感受到最辛苦基层的辛酸。但是，我们谈论政策的时候，一定有考虑基层的问题，每逢大型为基层争取权益的运动，民主党也不会缺席。”
基于种种的“不成熟”、“不信任”和“不愿意”，因民主而结合的民主党，最终还是因民生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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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37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1月12日）《从罗致光的“忽视基层” 看泛民精英的左右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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