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谈派糖福利　政府应从根本真正扶贫

政府本周三（23日）发表《2019 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指出去年在政府政策介入前的贫穷人口为149.1万，贫穷率为21.4%。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于翌日解释，介入前的统计只是理论假设，因为政府推出不同纾缓措施，而且成效显著，实际贫穷人口为64.2万，比率为9.2%，较2018年下跌0.1百分点。他直言“描述149万只有一个作用，就系闹政府”。
论数字，罗致光也许是对的，但论理念，他却是错误的，因为他这样等同完全放弃改善社会的一次分配制度，放任贫穷人口产生源头不顾。再者，单以住户收入中位数判断贫穷状况本身就不够全面，政府计算时理应同时采纳与开支模式挂钩的贫穷指标，福利政策若能以此为据，基层港人将来才无需要节衣缩食、艰难过活。

包括公屋福利　罗致光夸大成效

细看罗致光提到政策介入后的9.2%贫穷率，牵涉政策其实不只包括政府的恒常和非恒常现金资助，还包括公屋等须经济审查的非现金福利项目。不过，计算公屋福利转移的方法却存在一定误导，因为入住公屋不代表能自动脱贫，而且福利具体转移额受私人租屋市场左右，私楼租金愈高则福利转移额愈大，计算的转移额也不会直接让公屋住户变得更富裕。由此看来，计入公屋福利转移的贫穷率恐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压低数字来掩饰扶贫失败。

固然“五个港人一个穷”是难听的，难怪政府不想承认，反而强调成功令逾半穷人脱贫。然而政府未能从源头收窄贫富差距，要靠现金和福利措施扶贫，本身已是失职。这里所谓源头是指以就业收入为主的一次分配，这涉及提升最低工资、增加劳工权力、增加劳工技能、产业升级等任务。纵然劳动市场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但现届政府依然要重视相关工作，防止日后更多基层劳工陷入贫穷。

回望过去十年，政府过份倚重旅游、零售、餐饮等服务行业来养活基层在职家庭，这极其量只能令他们获得工作机会而非真正改善其生活，所以这段期间尽管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贫穷率仅在中期有所微降后便回升。何况此前年半香港经历修例风波加上疫情肆虐、旅客停步，港人无心外出消费，服务行业员工更是手停口停。若然港府起初着手产业革新、协助基层转型，贫富之间收入差距必定没有今日之大，活在相对贫穷线下的市民也不至于时刻担忧失去工作。

统计收入之余　莫忘统计开支

最后，若要真切掌握本地贫穷状况，政府除了计算相对贫穷线外，还要了解大众实际开支模式。这是因为即使住户收入略高于贫穷线，但他们同样要应付各类开支，结果很可能也一样是“月光族”。像是今年新冠疫情导致学校停课，不少基层家庭子女缺乏电脑或其他应付网课的设备，学习进度容易落后同侪，这类家庭未必就会三餐不继，但他们衡量收入后肯定会在其他环节减省支出，而如此匮乏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亦会影响儿童心灵和知识发展，长远来说当然阻碍他们向上流动。因此扶贫政策参考家庭基本开支，才更能够针对贫穷人口生活需要，而这也是民间团体向来倡议政府制订基本生活保障线的首要理据，无奈政府始终对此充耳不闻。

罗致光预计今年的贫穷数字在政策介入前很大机会上升，但他依然坚持增加了的各项现金福利仍能带来显著扶贫效果。的确政府今年曾经动用数千亿计公帑，推行万元派钱、学生津贴、交通津贴加码以及“保就业”计划等措施，不过无数打工族仍然投诉政府的支援未能稳住他们生计，可见相关支援对象根本不够精准，尤其是“保就业”计划沦为“保雇主”计划，而民间倡议的失业援助金政府却诸多推搪，这究竟如何能达到成效显著这结论？如此不济的高官和政府，又抵闹不抵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