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合作．一】合作社＋网络平台 在新兴经济下抗剥削
Uber、Airbnb、Deliveroo、Foodpanda……各式各样网络“平台”（platform）出现，不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股“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更以较为自主和自由的工作模式，推动着“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崛起。然而，这些平台大多为大公司所有，不但运作欠缺透明，亦往往向资本倾斜，以隐晦的方式剥削为其工作的零工。类似的剥削情况在过往数十年、甚至百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出现。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很多劳工活在低薪、长工时、工作环境恶劣的困境中，为了反抗，有工人以合作的形式开了一家合作社商店，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同劳动，以抵抗资本家的剥削。
回到今天，面对“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的剥削，合作社的概念又一次浮现人们脑海，随之而诞生的“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成为劳动者抵抗主流商业平台剥削的工具。在新科技的助力之下，这些由劳动者共创共营的平台能否挣脱资本的桎梏，为合作社模式带来新的前景？
“做自己老板。”（Be your own boss.）网约车公司Uber这句宣传口号道出了“零工经济”的本质，它亦曾经靠这个看起来自主的工作模式和相对较高的收入，吸引大量司机自带“生产工具”（汽车）为其平台工作。但说到底，“做自己老板”并不是在鼓励创业，让劳动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雇人士或开公司做老板，而是给予对方更为合理的工作自主。
不论是Uber的司机，又或是外卖平台Deliveroo、Foodpanda的外卖员，除了收入考虑外，或多或少都被这种工作自主所吸引，从而自带工具投身这些平台。但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及垄断情况的出现，司机和外卖员的收入、上下班时间、接单率都由平台居中控制，员工对公司决策甚至上班时间都没有话事权，平台俨然替代了以往老板的角色，只是它没有脸孔，因而可用更冰冷的演算法“控制”员工。
据平台合作主义联盟（香港分会）召集人邱林川和阮耀启编著的《平台点合作》介绍，拥有大资本的互联网平台在世界各地发展迅速，隐形剥削升级的同时，工会组织和个体思考后得出其中一个应对方法，就是成立合作社，然后仿效Uber等在网上建立平台，以合作社方式承接生意。
外国成功例子众多
邱林川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长期关注工人对抗剥削的方式，偶然之下，他在纽约的一个会议上认识到“平台合作主义”。他介绍，“平台”是技术，“合作”是经济组织的方法，“平台合作”就是将互联网平台这一技术和合作社这种历史悠久的经济生产组织结合，进而让合作社模式在网络平台上营运，以吸引更多受众。
外国不乏平台合作社的成功例子，比如加拿大的影像艺术平台合作社Stocksy United、美国的网络音乐平台合作社Resonate、的士合作社平台Green Taxi Coop等。以位于科罗拉科州丹佛市的Green Taxi为例，即使面对网约车的冲击，仍能占有当地的士市场最大份额，拥有千多名司机的它更是该州最大的士公司。Green Taxi能成功，一方面是价廉物美，其车费每英里只需1.85美元，是丹佛最低，且司机态度良好，的士亦较新颖；另一方面，司机能获取比在其他平台更高的收入，以2016年上半年计算，当地传统的士公司每月向每名司机收取800美元“份子钱”（佣金），Green Taxi只收600美元。另外，Green Taxi由司机社员共同拥有，让司机把其看作自己的生意般。
为什么以合作社方式营运可减少剥削，并足以为当下其他新兴经济领域所借鉴？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由“合作社”本身说起。
合作的价值：自我提升 促进社区发展
据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ICA）的定义，合作社是指根据合作原则建立的自治组织，由成员共同拥有、民主管理，从而满足成员共同的社会、经济需求的企业。国际合作社联盟还规定了合作社发展需要符合的七大原则：自愿与公开的社员制；社员的民主管理；社员的经济参与；自治与自立；教育、训练与宣导；合作社间互相合作；关怀社区和环境。
从这几点原则可以看到，合作社不会为少数私人老板所拥有，故其目标不是为了帮助这些老板揾快钱、赚大钱，而是为合作社社员提供有尊严的工作机会和合理的劳动收入。此外，合作社强调在管理上做到资讯透明，让每位社员都有同等权利参与决策和管理，并在过程中得到教育和培训机会，从而让成员能协助推广和壮大合作社，并透过关怀社区来促进社区持续发展。
相比起以盈利为最终目标的企业，合作社显然更关注社员个人及所在社区的持续发展。事实上，合作社在香港有不短的历史，并一直在主流经济之外进行着缓慢、微型的乌托邦实践。
由怕开会到敢发言
女工同心职工合作社（下称“女工合作社”）在香港中文大学扎根近二十年，是一间由一班女工自主营运的小卖店。那里没有老板，靠的是各位女工平等自治。在合作社待了七年的水容，对“无老板”工作环境有很深的感触。加入合作社之前，水容在内地的制衣厂工作，即使离开工厂多年，她坦言还是最喜欢“车衣服”，但每当想起制衣厂赶订单的日子，“三日两夜没得睡”，还是心有戚戚然。“老板”对水容来说，是一个恐怖的形象，会监督工人有没有在工作时候睡觉、吃饭时间会不会过长等。
小卖店里的一切都要女工自己做，资深社员焕英说，从倒垃圾、编更、订货、埋数到大家最怕的开会，所有社员都要学会，甚至连每周编更和薪水都是社员商量好后才确定。“自己喜欢返什么更就返，若早上要覆诊那就返夜班，若有活动又可返夜班，比外面（打工）自由，外面给人打工无法自己话事嘛。”焕英带点自豪地说。
焕英的自豪，或许不是来自可以话事，而是在合作社工作带来的改变。十几年前刚进合作社时，焕英听到要轮流主持会议，“心都震出来了，又轮到我讲了！”她连连说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又害羞地说：“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说话，但在这里没有办法，慢慢被训练得大胆一点，（现在）和你聊天都不怕了。”
有所改变的，还有朝阳。加入合作社之前，朝阳呆在家里带小孩，因为多年没有外出工作，人变得懒散下来。“每天不是在家就是逛街，很没意思。如果你不返工，就只能和其他师奶一起做这些事情。”朝阳想再投身职场，于是参加再培训中心的课程，偶然之下看到合作社招募女工，报名参加了女工合作社工作坊，逐渐了解及认同合作社的理念。对比呆在家中，朝阳在合作社会支援其他组织，又会帮助其他妇女走出自己的人生，令她觉得自己很“有用”。
除了改变，还有互相扶持。合作社要定期开会商议小卖店的日常运作，如提出经营的新元素等，这对水容来说不是易事。曾经中风和遭遇车祸的她，有一段时间丧失了语言能力，并影响到身体机能，但女工合作社的规矩是开会时“一个都不能少”，若有超过两位成员缺席，会议便要改期。即使能够出席会议，水容亦与焕英一样颇为紧张，常常担心不知要说什么。这时便要靠社员相互合作帮忙，训练害羞不敢开口的社员思考。而合作社不仅仅关心内部营运，也关心社会上其他工人组织、妇女的需要，适当地提供支援。
比以综援救助更好
香港法例第33章《合作社条例》规定了合作社的注册、职责及社员的权利。根据该条例，合作社最少要由十名合资格社员组成，是以公司形式注册以外的另一种法人团体，以按合作原则促进社员的经济利益为宗旨，每位社员须按照合作社成立的章程缴付所需费用。
条例还规定社员不得就社务的处理而有超过一票表决权，意味着合作社内一人一票、人人平等，作重要决策时需经全体同意，社员每月还需定时参加社务会议。
邱林川指出，相比互助社、社会企业，合作社对一人一票带来的民主决策权有更高的要求，这不但保障了社员能够民主参与决策，亦保证盈利不会被少数人拿走。他又提到，整体社会分配更多利润（保障）给工人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是增加税收、完善保障，也可以用综援的形式让大家被动接受，但他认为用合作社的形式令劳动者主动地参与经济生产会更好。
邱林川形容，合作社是一场“民主的练习”，除了实践抽象的公平原则外，还兼有更重要的教育功能，让社员实现角色转换，由自私变成利他，由短视变得更具长远眼光，在个人层面践行民主、合作。“利他”、“合作”正是合作社区别于主流资本主义经济的地方。
近年，全球各地兴起了一种非资本主义及非社会主义的新经济实践—社会经济，据社会学学者潘毅和陈凤仪所言，这是一场要求参与者透过自我提升以达到经济生活模式改变的社会运动。相较于眼前的利益，这场运动的参与者重视隐藏于经济活动背后的社群关系，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底下的剥削与不公义，提倡人与人的合作而非恶性竞争，而合作社正是这些社会经济实践的其中之一。
女工合作社的每一位社员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关于香港经济转型、工人运动与经济民主运动相互配合的故事。香港妇女劳工协会（下称“女工会”）总干事胡美莲见证着这间小卖店的社员从步履蹒跚一步步磨合到现在可以放手让她们自主营运。要做到这一步绝不容易，即使抛开市场环境、政府政策等外部因素不讲，合作社初期的内部组织工作亦面对重重困难。
合作社的组织者需要训练社员主动参与决策，这要求社员在训练过程中能高度参与，胡美莲形容这就是一个日常民主生活的实践：“如果在普通公司，你只要做好你那一份就可以了”，而在合作社，由于每个人都“有份”，因而有着相应的决策责任，每个社员都要对合作社的运作有全面的了解、关心。
“其实，民主参与是一种生活的习惯，你什么都不着紧、不在乎，那你根本不会理这些东西，即使给你决定时，你也会说没有意见。最主要是大家都要聊，大家都要给意见、要讨论，如果你不关心、不理会、不在乎的话，是参与不到的。有份一起讨论人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要拿尽这些钱、分掉这些钱，但当这个东西（合作社）你真的有份时，你会想发展，会衡量收入支出，会着紧参与程度。打工的话是老板监察你，但在合作社是你监察所有人及所有人都监察你，互相有一个推动，当你累或大家都累时，就大家一起休息，或者大家轮流休息。”胡美莲说。
继续阅读︰
相关文章︰
【零工经济．二】外卖车手工作性质灵活自由？ 实则诸多隐形限制
上文节录自第19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26日）《从传统合作社到新经济平台：如何在网络时代享自由红利》。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