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合作.三】科技的作用:应对零散化 保证零工收入

撰文: 张梦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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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员工友好的合作社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都茁壮发展,惟在香港发展得颇为滞后,香港的配套法例落后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本港,如邱林川教授等倡导平台合作主义的人士期待利用科技与合作社的连结壮大合作社。

承接上文︰

【平台合作.二】合作社在香港的困局:政府冷待 欠缺配套支援

对于合作社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国外不同的合作社组织者有不同的想法。邱林川说:“我们这帮(推动平台合作主义的)人会想要有一个‘替代’,要有一个后资本主义的组织形态,如果他们(国外合作社组织者)的社会不是恶性而是相对良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好像北欧和加拿大,他们就不会希望推翻过去的制度。”

邱林川举例说,在平台合作联盟组织的会议上,有芬兰与会者认为他们和Google等科技巨企是共存的关系,他们的出现是让手机软件更加多元。“芬兰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但它那个资本主义比很多地方的社会主义还社会主义,高福利、非常平等,他不觉得资本主义有那么邪恶。”相反,美国的与会者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就尖锐得多,这都是合作社组织内部和外部经济形态环境之间互动所产生的路线差别。邱林川强调:“社会是最鲜活的,包括劳动者的需求也不断地发生变化。”

在香港,内部组织和外部环境对合作社造成的影响,是合作社各种营运困难。胡美莲无奈地说,合作社在香港可能还停留在组织生活实践经验的层面,其影响力尚限于对个体社员及合作社所处社区。一如中大基层关注组的报告显示,绝大多数中大同学对女工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感满意,基层关注组成员John认为,合作社犹如示范单位一般的存在,证明了经济民主、职场民主的可行性,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令其不断引起学生和社会人士的关注。

基层关注组成员John认为,合作社证明了经济民主、职场民主的可行性。(邓倩萤摄)

对于合作社在香港未来的发展,邱林川颇为乐观,认为香港历史上有很强的合作互助传统,社会经济土壤非常肥沃。他从科技角度观察合作社运动,觉得科技也许会给合作社运动带来更好的前景,而组织合作社不一定要遵循《合作社条例》来注册,可透过其他形式来实行,如以社企形式注册但依合作社模式运营,只要保证社员的决策权,方法是可以变通的。

随着就业愈趋零散化,截至2018年第二季,本港零散工人数(包括自雇、兼职、临时工、固定期限合约工)为77万,占劳动人口的21.6%。邱林川及其团队目前正在做关于香港不同行业零散工的研究,计划在两年内为零散工组织成立合作社,继而通过“平台+合作社”的方式运作。他认为,技术不应该是为像Uber一样的独角兽公司服务,反而应该通过合作社的形式落地。落地后的合作社还要有盈利,“用体面的工资聘请合作社的工作人员。”

邱林川在《平台点合作》中介绍了一个成功例子—美国家庭佣工合作社Up&Go。表面上,Up&Go是Uber的“家政服务版”,但它是典型结合传统合作社组织原则与互联网技术的平台。用户在Up&Go上寻找家庭清洁服务后,平台会就近匹配合适的家庭清洁合作社,后者以集体形式接受任务,集体工作让社员可相互交流清洁技能和合作,提高工作效率。该平台和Uber等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不但收费透明,给予社员的收入也是透明的,平台保证用户付出的金额中有95%归于社员,余下5%才用于平台的营运。和中大女工合作社一样,该平台也会定期组织会议,工友需参加会议,共同商讨定价等事宜。

让知识传递给下一代

为什么要强调技术与合作社的合作?邱林川感慨现在亚洲地区的合作社运动(尤其是香港)有点青黄不接,面临交棒危机,“来我们合作松(注)的都是我这个年纪甚至更大的,大概50岁,年纪最大的是主妇联盟的,快80岁了”、“我们这一代很敏感,年轻人的注意力都在手机上,不(让合作社)进入手机,他们从合作社门口经过一万次也不知道合作社有什么理念。”因而实现手机平台与合作社的配合,可以更易在代际间传递合作社的知识。

邱林川感慨现在亚洲地区的合作社运动有点青黄不接,面临交棒危机。(张梦莹摄)

邱林川虽然支持合作社与平台的合作,但也对此有所担忧:合作社与科技平台结合的这种新型概念,很容易拿到风险投资,但平台合作社本来是希望取消平台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剥削,而一旦取得资本以后,合作社原则精神能否持续发展下去,还是一个未明的问题。在香港合作社经营尚且艰难的情况下,科技与合作社的结合会否给香港合作社运动带来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知道并且认同、支持合作社的理念,更是一个难以预料的问题。

注:合作松是邱林川及不同支持合作社团体组织的活动,会邀请中港台地区不同的合作社组织和“黑客”(即程式员)参与,由程式员和合作社共同合作,解决组织内面临的技术问题,合作的成果可以是一个App (应用程式),也可以是资源管理系统。邱林川回忆去年合作松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平台合作社是程式员和台湾司马库斯部落的合作,司马库斯部落是位于台湾新竹县的泰雅族部落,随着道路开通,观光客涌入部落,族人之间爆发了一些矛盾,为了让部落更好地发展,族人由2001年开始建立共同经营的架构,以合作社的形式发展旅游业,实现“土地共有、合作共生”理念。

邱林川认为原住民很多进城以后就不回部落,而司马库斯的泰雅族实现回流可能就是因为其没有阶级的合作社理念。

司马库斯部落风景很好,但进入部落的路不方便,游客来了部落后又不方便管理,于是司马库斯合作社与程式员合作创造了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帮助司马库斯的旅游业更精准地得知有多少观光客,大致到什么地方去,有什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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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26日)《从传统合作社到新经济平台:如何在网络时代享自由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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