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五】资本欺压 反抗亦在进化
结束和外卖员Benny的采访，从湾仔清真寺离开的时候，我擡头再看了一眼路灯，恍惚间觉得回到曾经流连的亚洲最大小区——北京天通苑，一个聚集了大量北京的外来人口的小区，许多外卖员在无数个相似夜晚的昏黄路灯下抽烟。
日光之下无新事，内地已经走过一遍类似的零工经济发展历程，参与的人数庞大，劳动侵害案例更复杂。我始终觉得当人们面对类似情境时，人类的悲喜是相通的，而现在不同地区外卖员面对的共同情境是什么。
承接上文：【零工经济．四】制定合理劳动保障 资方、政府不应再找借口
是资本以自由之名给劳动者套上剥削的枷锁；是享用外卖服务的人心安理得地以“我付费了”苛责外卖员的服务质量，而忽视参差的所谓“服务质量”是因为公司没有提供过任何专业训练，没有实质性的支援，甚至是在外卖员吃催泪弹的时候只是发一封消息提示“注意安全”；是全社会默契地形成共识，直到出事前都对此不管不问。
劳动者，至少是部份从业者对资本的压榨知道得清清楚楚，Mohammad一语道破：“设计者不知道生活在哪个外太空”，拍案击节：“这个软件是20多岁的人用的，20多岁的人设计的，而提供服务的都是40多岁的人”。外卖员和公司通过手机发邮件沟通，沟通堵塞，完全不顺畅，且没有“人味”，Mohammad说，设计者也许就是用这种方法隔绝沟通，减少因沟通渠道过于便利而带来更多事务烦扰。零工经济同时亦是一方棱镜，折射出其他社会问题。
如Mohammad说的，他们之前都是做“搬搬擡擡”，许多外卖员在别处没获得合理的薪水，新型的互联网平台才能吸纳大量的人手，Benny的医疗费没有获得公司报销，为什么不做其他行业？三万元的月薪的确很难舍弃，再挨一挨或许挨到收入减少的时候再抽身。
就算原本不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也投身互联网外卖。阿敏正职是秘书，我焦虑采访不到车手的时候，阿敏从麦当劳出来，准备换下外卖服回公司继续上班。50岁的阿敏每天中午兼职两小时做步兵，周末和丈夫一起做两天，补贴的是女儿每个月额外的补习费，逐渐上涨的房屋租金、物价，“如果可以选，我都不想。”这样看来，社会问题都是互通的。
学者James Scott在马来西亚从事田野调查，并提出“弱者的武器”观察，他认为面对权力方时，处于弱势的农民通过偷懒、开小差的方法形成心照不宣的非正式网络，对抗剥削者的压迫。时移世易，弱者的武器在互联网+时代不适用了，互联网演化了更加“先进”的数码方法监督员工，外卖员一旦“上线”，劳力就不再属于自己。
见过北京外卖员的疲惫，看到和Benny一样的年轻人踢毽子才会如此惊讶，他们在疲惫一天后还能用面对面的集体活动来纾缓紧张情绪，至少在一些活动中还存在人和人的连结，而不是在平日单打独斗送外卖，收工还各自消化巨大的压力。
从前产业工人集中在同一个区域，可能有形成工会，和资方议价的能力。现在互联网+资本试图剪断这种连结，但只要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想要从集体寻求情感慰藉并作出应对，那么非传统工会的连结还是有机会在新的空间形成，或许在实体空间，外卖员休息的急庇利街休憩区，清真寺旁，在虚拟空间WhatsApp群组。
资本可以让学者林乔伊和不少受访者担心被“盯上”而要求使用化名，但它目前还没有能力无边到让人噤若寒蝉而不再寻找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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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8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14日）《零工经济兴起 权益保障欠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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