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三】互联网扭转雇佣关系　惟政府政策依然滞后

零工经济是新名词，其内涵和“散工”无异，只是由于通过互联网平台订立合同更加迅速，雇佣关系变得更不分明。互联网平台希望在供应服务和接收服务方之间扮演中立的桥梁角色，却与提供服务的人员之间产生了尚不确定的劳资关系，与员工签订的自雇合同又能令互联网平台节约了雇佣成本：劳工保险、强积金等。
政府对此新型雇佣关系的滞后反应令人失望。根据立法会秘书处所做“选定地方就加强保障独立工作者的政策检讨”报告，劳工处2017年接获22宗关于“假自雇”的投诉，劳工处称已采取“加强公众教育”、“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咨询或调解服务”和“加强巡查与执法”三大措施打击假自雇。

承接上文：【零工经济．二】外卖车手工作性质灵活自由？　实则诸多隐形限制

但具体至修例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在2018年回应保障自由工作者，包括零工的权益修订《雇佣条例》的提问时回答：“一个较全面及有系统的保障模式尚待发展，因此暂时难以作出有系统的比较和参考。目前，政府没有计划扩大《雇佣条例》的涵盖范围。”

由劳工处的回应看来，通过扩大条例保障互联网平台员工权益遥遥无期。立法会劳工界议员潘兆平也表示，他在议会内部亦与议员讨论过关于互联网平台工人劳动权益问题，但是并未获得很多共鸣。

他解释，目前立法会仍积压了一堆关于劳工法例的问题需要讨论，希望复会之后可以继续对这个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作讨论，他不排除逼政府检视该议题。

潘兆平认为，相较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迅速，政府的劳工政策制订始终没有前瞻性，两方相安无事自然好，但政府过于怠惰而坐视旁观，总希望劳资双方自己可以谈妥。

若出现工伤等纠纷，以往由雇主承担的工伤赔偿等将摊派到公共医疗上，很不合理地由社会承担，将“其他人的利益给了雇主”。潘兆平认为，既然其他国家已有很多较佳的先例可供参考，科技发展得只会快，政府对法例许诺的“不时检讨”，不应该只是一句空话，政府应提早做好对人力资源需求的保障评估，而不该等到法庭的个案出现再修正。

先暂不论法例会否修改扩大，观照目前状况，政府对目前新的平台经济发展情况的掌握程度令人担忧。根据劳工处的回应，目前并没有关于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的数据统计，对于外卖车手与平台之间的纠纷也没有分类统计，研究者林乔伊、工会何鸿兴在从事研究时也抱怨政府数据缺失，劳工处处理的劳资纠纷只有以“饮食行业”来分类作为大致记录，遑论更为具体的数据，如从业者人数、年龄、月收入中位数、工时中位数等细致数据。

没有统计数据，如何对从事平台经济的人员工作状况做更好的判断？虽然目前两个平台都称自己的车手各有2,000人，但像其他如GoGoVan等互联网平台所吸纳的工作者则远不止这个数量。

互联网行业正在香港蓬勃发展，现在对数据的整理工作，对未来该领域的判断有巨大的参考价值。政府若想在劳工保障问题上有所作为，可先从做细致的数据整理开始。

上文节录自第18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14日）《零工经济兴起 权益保障欠奉》。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