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合作．二】合作社在香港的困局：政府冷待 欠缺配套支援
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了劳工权益的保障，不少平台如Uber和Deliveroo以不明显的方式剥削劳动者，而海外的劳工组织在思考后以合作社形式组织工人，再以平台方式上线合作社提供的服务，以此应对。为什么会选择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工人？合作社的组织原则决定了每一位社员必须参与合作社事务的民主决策，提升自我的同时亦关怀社区。合作社需要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生存同时还组织社员参与民主决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承接上文：【平台合作．一】合作社＋网络平台 在新兴经济下抗剥削
纵使这最初一步看似不易，但并没有阻碍合作社发展的步伐。据ICA统计，全球目前有300万个合作社，有12%人口参与其中，聘用了十分之一的就业人口。在全球不少的国家或地区，合作社似乎都成为主流经济之外一个可行的生产组织模式，以加拿大魁北克省为例，当地有超过9,000个合作社，七成人口是合作社社员。然而，香港的合作社土壤似乎并不肥沃，像中大女工合作社般保持着盈利之余还积极关注社会事务的合作社屈指可数，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这片土地上有很多合作社陷困甚至停运的故事。
除了女工会外，香港妇女中心协会也会组织基层妇女参与合作社。根据该组织2015-2016年的年报，妇女中心协会协助基层妇女于2001及2007年注册独立运作妇女绿色生活和妇女健康生活职工有限合作社，分别提供清洁服务、陪诊及家居照顾服务。可是，绿色生活合作社由于社员人数不足、经营成本上升，在2016年结束营运；健康生活合作社目前也面临类似的困境。
由一群屯门妇女成立、回收废油制作环保皂的合作社绿慧公社于2008年注册成立，但因为工厦加租、肥皂缺乏市场等问题而在2016年停止营运；由一群基层妇女于2005年注册、提供陪诊服务的群芳陪诊职工合作社则因人手紧缺、业务过于忙碌而谢绝了采访。此外，还有一些未有以合作社之名注册，但实际上以合作社形式运营的组织如苏波荣（so boring）素食合作社、家家士多，也因租金过高、缺乏支援等原因而面临经营危机。
不同地方不同发展
为何合作社在外国某些地方能兴起，在香港却无法茁壮成长？邱林川认为，合作社是一个属于劳动者的经济体，而且内部要兼顾民主及平等，这两大特点促成了合作社在各地的型态，令其在各地的发展无法一概而论。“（合作社）外部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环境，内部和外部如何互动、内部如何实现民主管理的方式都是千变万化，（各地合作社的）内部差异远远大于我们想像，甚至同一个合作社在不同地方的发展都不同，比如比利时的艺术家合作社smart在比利时很成功，活跃会员有两万，但去到毗连的法国就不成功了，这是因为法国的劳工法例关系。同样的一片雪花飘到不同的社会之后，有时候会变得更大，像滚雪球，有时候就消失掉了。用放大镜看，没有两片雪花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会随湿度、风向、地形而发生变化。”
香港的合作社土壤如此不肥沃，胡美莲认为问题在于政府没有相应的法例，支援这种协助员工实现理想、创造并维系社区价值的经济模式，令其无法可持续发展。胡美莲直斥政府一向没理会合作社的发展。
现时香港的合作社由渔农自然护理署管理，原因与合作社最开始在农业领域的发展不无关系。1951年，政府通过《合作社条例》，强制合作社注册，而为了稳定战后农产品价格、协助农民生产复原，广泛推广渔、农合作社。时至今日，所有合作社仍然由渔护署管理，而合作社在香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一直被边缘化。根据2018年渔护署年报的附录，目前香港有173个合作社，当中以渔、农业生产为主，有109个，其余64个为非生产类合作社，其中建屋合作社有38个，消费合作社9个，职工合作社只有6个。职工合作社的数量不断减少，像女工合作社这样在中大一扎根就近二十年的更是少之又少。
胡美莲认为，渔农合作社由渔护署管理是合理的，但建屋合作社、职工合作社仍由渔护署管理，就有点莫名其妙，而早前女工会想组织注册职工合作社，却等了大半年时间。她批评，政府根本无意修订《合作社条例》，以往女工会有十几间合作社，还能成功约见渔护署署长表达意见，现在只有小猫两三只，署长自然不再理会其诉求。
这些年间，女工会组织过多次政府倡议，但在修订法例方面却毫无进展。胡美莲认为，最应该修订的部份是法例规定的注册人数，目前《合作社条例》规定需要十人以上才能注册合作社，但合作社开始起步时往往规模细小，难以达到要求。“注册工会才需要七个人，（注册合作社）一开始却要十个人，这是一个难题。若是开小卖部、饭堂，一开始很难凑齐十个人，只有200呎的小地方，要十个人在那里干什么呢？”胡美莲无奈地说。
细看政府各方面的政策和相关措施，可发现其实还是以商业公司的模式来看待合作社。胡美莲表示，政府给中小企业很多支援，社企在税务上亦有减免，但对于合作社，却在保险、税收上有诸多要求，完全把其看成是注册公司一样征收利得税，没有任何优惠和福利，对群芳陪诊职工社这类人数少、业务小的合作社来说有很大压力。
再往深处讲，根据《合作社条例》，合作社需遵守一定的合作原则，进而将纯利最少四分之一拨入名为储备金的基金，供合作社未来发展使用。而就纯利方面的税收却和注册商业公司一样，这对不以追求市场利益为依归的合作社来说非常吃力。
靠理念补价格劣势
另一方面，不单纯为市场价值而生产的合作社，一般来说其商品价格会较市场平均价格高。胡美莲所在的观塘女工会办公室亦是“团结．再造车衣合作社”的工作间，她举起工作间由回收伞布制作的环保袋说：“这个不便宜的，你要看过制作的工序，才会明白它的价值。”合作社女工要将回收的伞布依缝线拆开，再将其按照环保袋形状缝合起来，并要缝得严密、结实。
伞布环保袋的售价不低，中大女工合作社因为进货量少，成本较高，价格上也难与超级市场竞争。若单凭价格考虑，合作社所制作的产品确实远不如流水线生产的产品有吸引力，但邱林川认为，在大部份良性市场里，普通消费者不只看重价格，香港人常说的“平、靓、正”中，便宜只是其中一个要素，合作社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可在“靓”和“正”中与其他商品竞争。比如合作社不涉歧视、剥削，对社区和环境更加友好，这些价值观对消费者来说可能有吸引力；此外，由于合作社的社员较为固定，流失率低，所以，提供的服务也较为稳定。
合作社的价值，很大程度建立在其“理念”之上，它们在要求消费者进行良心消费的同时，迫令消费者反思商品背后那些劳动者的处境，试图扭转资本市场一向以来“无底线”地追求“便宜”作为商品单一标准的理念。胡美莲和邱林川均有提及，合作社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的“alternative”（替代），它在极度崇尚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的香港可以拓出一方天地，将合作、互助等理念渗透到香港社会当中，让更多人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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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26日）《从传统合作社到新经济平台：如何在网络时代享自由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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