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raham Newman谈美国・一｜911事件是“地下帝国”的起点

4月2日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对等关税”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屡起波澜，几乎没有国家能逃过这场大扫射，即便9日特朗普又宣布“90天暂缓”，各国依旧不敢掉以轻心，中美贸易战更是随著关税叠加持续白热化。特朗普的下一步是什么？“对等关税”又将如何影响世界？这是当前各方的共同疑问。

而面对全球政经重组的关键时刻，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于4月21日举办“全球政治经济大师讲座”，邀请到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交事务学院暨政府系教授、BMW德国与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地下帝国》（Underground Empire）共同作者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以“特朗普2.0下的经济安全”为题，剖析美国的“地下帝国”何以成形，以及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真实目的。活动由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台湾韧性社会研究中心、美国乔治城大学台湾校友会共同协办。

围绕讲座内容，《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三篇。本篇为第一篇，聚焦美国“地下帝国”的缘起与成形。

世界变化超出佛里曼预测

纽曼首先概述这次演讲的四大重点。第一，介绍《地下帝国》的核心论点；第二，展示“地下帝国”的政策工具如何改变美国与对手、盟友、被武器化企业（the companies that are being weaponized）之间的关系；第三，回顾过去两个月内，特朗普如何化用这些工具；第四，提供一些前瞻方向，探索如何应对经济互动增强下，脆弱与机遇并陈的世界。

纽曼指出，自己的研究核心，就是经济网络如何改变全球政治。人们或许没有意识，但当今许多日常互动方式，其实都是相当新颖的发明。例如掏出手机就能登入的X（前称Twitter），其实才诞生不到20年，就像Google其实也只存在20余年。这些发明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更是某种“新”的表征。

无独有偶，全球生产网络（Production Networks）同样展演了这种“新”，作为其中一员的台积电（TSMC）就是如此；过去几十年，创新系统（Innovation System）受国家疆域束缚，如今已是全球分布；金融也是同样道理，1970年代多数全球经济体其实还在实施资本管制，现在则已相对流动。因此可以发现，无论是通讯、金融或生产，这些全球网络现在都以崭新样态存在，但人们很少意识到网络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与作用。

纽曼接著提到，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曾在著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中指出，世界之所以“平”，是因未来秩序将由企业主导，强权冲突将从此噤声，大国敌对不会再有。正如佛里曼也曾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人们身处一个“有网络”、而非“有墙”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web, not the wall），所谓“墙”是指柏林围墙，也就是意指美苏冷战已经结束，未来世界将由网络驱动，走向繁荣与和平。

纽曼表示，佛里曼文中还提到当时的“新科技”：WWW（World Wide Web），但现在其实已经很少有人谈论。不过这个说法仍为人们描绘了未来图景：经济网络可以对权力“去中心化”，也就是避免集权。“不幸的是，从过去几年的发展来看，世界并不如佛里曼所预测的运作。”

纽曼指出，不论是在西方对俄制裁、中美在拜登（Joe Biden）政府期间的半导体博弈，甚至日韩两国的互动上，全球行为者其实愈来愈把“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当工具，来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经济网络显然无法对权力“去中心化”。“而这个现象不仅关乎在上位者，也与一般民众息息相关：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这个世界究竟如何运作？作为一个公民又该如何应对这种现象？”

“地下帝国”的两大核心论述

纽曼表示，自己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与亨利‧法罗（Henry Farrell）共同完成了《地下帝国》一书的写作，希望展示一种有别于佛里曼的世界图景，也就是书中提出的两大核心论点：第一，世界不仅不平，还具有相当高耸的阶层与权力核心，全球经济活动其实仅由少数枢纽（hub）控制；第二，网络不仅不是分散权力的媒介，还是“掠食者”、也就是掌控私领域网络的强权国家，用以宰制各方、对付对手、集中权力的工具。

首先是第一个论点。纽曼以美国达美航空（Delta Air）的系统进行说明，点出所有航线的重要枢纽就是亚特兰大，即便是从坎昆（Cancun）出发到加拉加斯（Caracas），也必须经过亚特兰大，“如果你喜欢喝可口可乐，你也会喜欢亚特兰大机场，这里有各种不同口味的可口可乐”。但如果风暴袭击亚特兰大，“一切完蛋，大量航班被取消，许多航线都会受影响。”

而全球经济的运作模式，其实就复制了这种经济活动的集中化。例如任何一台手机，其运作系统不是来自苹果（Apple）就是Google，芯片不是台积电生产就是三星，就像各种金融交易，其实也只通过少数银行来进行。

接下来是第二个论点。纽曼以美国、中国、欧盟等国际政治有力行为者的作法进行说明，表示这些行为者都会出于各自目的利用这种全球网络，不论是监视与监听反对者、了解经济网络的动态，或是将对手逐出网络，不让他们进入全球关键市场。

纽曼总结，这就是《地下帝国》的两个核心论述：第一，世界不平，权力相当集中；第二，各国可以利用国际经济网络的结构打击对手，进行监控、监听或驱逐。

911事件是起点

纽曼接著介绍网络如何形成，以及国家一旦使用相关工具，会对现实产生什么影响。纽曼首先以漫画为例，表示几乎所有超级英雄漫画、漫威电影，都会安排主角成为超级英雄故事缘起，且通常是一场悲剧。而美国版本的“超级英雄缘起”，就是2001年的911事件。

纽曼指出，世界经济的武器化并非特朗普政府独有，而是早就行之有年的现实。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便发现自己面临新问题：全球化成了对付美国的武器，恐怖分子利用全球网络进行通讯联系、金融交易、交通移动，最终成功打击美国。于是美国政府开始思索，要如何扭转这种局面、要如何成为有能力捍卫自身的强大行为者。

纽曼也提到，这其实不是所谓“大计划”（Great Plan），仿佛美国政府一开始就有意识要设下天罗地网、要在未来伏击自己的对手，而是更像在一片未知的战争迷雾中踉跄前进，不断发现与建造。而第一个显著成果，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承包商斯诺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泄露的“STORMBREW”互联网监控计划，可以算是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的相关应对举措之一。

纽曼介绍，“STORMBREW”就是从全球通讯结构的光纤电缆著手。根据斯诺登描述，美国在境内设置多个“咽喉点”（choke point），也就是关键光纤电缆端口的登陆点。而光纤电缆的特殊处在于，它是以光速传输资讯，这意味数据传输的速度极快，不像其他线材可能出现延迟（lag）。

纽曼举例，如果要在巴西传输数据，从里约传到迈阿密、再从迈阿密传到巴西利亚，其实会比直接在巴西境内从里约传输到巴西利亚快，因为前者使用了光纤电缆。正因如此，全球数据传输经过美国的次数，可能还高于在自己国家境内的流通次数。而这一现象，让美国国家安全局得以监控全球互联网活动，也是为何许多国家都想发展自己的海底电缆、光纤电缆，来重构全球数据传输体系，尤其是斯诺登泄密案爆发后。

纽曼表示，“STORMBREW”只是经济活动集中化后、被国家用来实现政治目标的众多案例之一。而这些监控、将行为者排除在国际体系外的过程，其实未必是深思熟虑的决策结果，反而更像层层加码的不断积累：当行为者身处危机，不论是恐怖主义威胁、核不扩散、主权遭受侵略，政府往往都会对危机进行反应，接著这些反应突破了原本上限，上限于是迅速成为下限，政府又接著往下一个深水区迈进。

纽曼举例，911事件后，美国便利用全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来监控恐怖主义，而这个体系就像银行界的加密电子邮件系统；但接著美国就在与伊朗的核谈判中，把SWIFT当成政治工具，将伊朗踢出这个系统；而在近来的对俄制裁中，西方所做的已经远远超出SWIFT，例如欧盟就冻结3,000亿的俄罗斯央行储备，不是通过SWIFT系统，而是通过欧元结算系统。

纽曼表示，这些胁迫性的经济手段，就像不断升级的阶梯一样相互叠加，且相当难以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