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raham Newman谈美国・三｜特朗普关税战不是为了救制造业

4月2日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对等关税”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屡起波澜，几乎没有国家能够逃过这场大扫射，即便9日特朗普又宣布“90天暂缓”，各国依旧不敢掉以轻心，中美贸易战更是随著关税叠加持续白热化。特朗普的下一步是什么？“对等关税”又将如何影响世界？这是当前各方的共同疑问。

面对全球政经的未知棋局，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于4月21日举办“全球政治经济大师讲座”，邀请到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交事务学院暨政府系教授、BMW德国与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地下帝国》（Underground Empire）共同作者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以“特朗普2.0下的经济安全”为题，剖析美国的“地下帝国”何以成形，以及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真实目的。活动由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台湾韧性社会研究中心、美国乔治城大学台湾校友会共同协办。

围绕这次讲座，《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四篇。本篇为第三篇，聚焦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真实目的、可能结果，以及各方可行的应对之道。

特朗普关税战的三大目的

纽曼接著介绍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目的，并以一句话提纲挈领，“这不只关乎经济，更关乎政治”。

纽曼指出，目前许多分析都聚焦一个重点：让制造业回流，为美国创造更多工作机会，“但我认为这是用错的框架来理解现况”。纽曼表示在自己看来，特朗普关税战更多是政治动作，并且包含了以下三大目标。

第一，特朗普希望改变美国税制，推动减税。纽曼指出，为达到这个目标，政府必须证明自己拥有足够资金，才能获得减税的法律正当性，也就是在参议院至少获得50票，来通过税改法案。因此发动关税战，就成为某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来让特朗普政府展示自己完全有底气减税，从而增加法案的通过机率。而税改法案一旦通过，美国税收制度就会从所得税制，也就是对高收入者征收较多税的累进税率制度，转为更接近征收消费税的新税制。

纽曼表示，从这个视角来看，关税战与台湾无关、也与创造就业机会无关，而是为了让减税政策通过所进行的政治操作。

第二，特朗普政府要挑战以自由主义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纽曼指出，这次关税战明显打破了旧秩序，特朗普此举不仅是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质疑，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宣告，美国不再偏好以多边机制处理经济互动。

纽曼分析，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前规则局限了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目标。当然，关税战的结果可能是美国经济衰退，但特朗普还是决意如此，这显然就无关经济逻辑，而是关乎政治权力，以及如何把权力极大化。

第三，迫使其他国家与美国重新谈判。纽曼指出，藉著在全球范围内单方征收关税，美国可以改变与他国的谈判动态（negotiation dynamics），因为在关税胁迫下，许多国家都必须重新与美国达成新协议，这就导致华盛顿与这些谈判国形成了“支配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特朗普与其政府内部人士可以要求各国让步，即便关税战可能无助美国制造业、也难以提升美国经济，却可以让这些美国的权力核心获得凌驾其他行为者的地位。

纽曼表示，这种互动并不像一般关系的“忠诚测试”（loyalty test）：国家只要表明对美国的忠诚，就不会再被进一步要求；相反的，这是一种“支配测试”（dominance test），也就是国家只要让步一次，就可能再被美国得寸进尺。

世界走向何方

纽曼接著前瞻未来发展。

第一，纽曼认为企业必须明白，自己身处一个充满政治风险的新世界，这与过去企业投资被发展中国家国有化的情况不同；在当前的新世界中，全球化、生产、通讯、金融管道都是企业软肋，对已经习惯全球化过去运作方式的企业来说，就种情况就像世界末日。简言之，国际体系的运作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全球化正让企业面临新风险。

纽曼提到，自己近期也与亨利‧法罗（Henry Farrell，《地下帝国》的共同作者）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新文章《酝酿中的跨大西洋科技战争：矽谷如何卷入地缘政治并迷失》（The Brewing Transatlantic Tech War: How Silicon Valley Got Entangled in Geopolitics—and Lost），内容同样是在科技领域背景下探讨相关问题：如果谷哥（Google）、苹果（Apple）等公司与特朗普政府过于靠近，就可能危及自己的全球市场声誉。

第二，纽曼提到“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问题，表示自己担忧全球经济即将裂解成不同“区块”（blocks）。“当然讲到这个议题，大家都自然想到‘中国区’（China Block）、‘美国区’（US Block），但大家也可以试想以下情况：美国一旦对中国征收关税，可能导致中国倾销产品给世界其他国家，于是日本与欧盟等国家也连带提高了关税，其结果就是关税螺旋式上升。”因此这不只是中美两大集团的问题，而是支离破碎的全球秩序，会让大家一起变穷。

第三，纽曼提到了尼古拉斯·穆尔德（Nicholas Mulder）的著作《经济武器：制裁作为现代战争工具的崛起》（The Economic Weapon: The Rise of Sanctions as a Tool of Modern War），表示作者探讨了过去“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的历史案例，并且得出结论：国家应对经济胁迫的方式，其实未必仅限经济手段，也可能走向军事行动，因为当一国认为自己已经遭受包围，就可能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日本就是一例，经济胁迫其实加速日本在太平洋的军事部署与推进。

人们要如何应对

纽曼接著探讨应对之道。

第一，人们必须培养新意识，将经济和安全问题合在一起思考。“在我任教的学校（乔治城大学），我们培养的是制定政策的未来领袖，但我们通常将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分开讲授。”纽曼指出，在当前局势下，经济与安全显然无法截然区分，而这不仅关乎学校教育，也关乎企业与政府。纽曼认为，企业必须有关注经济安全的人才，政府也是，两者都需要针对时局进行人才培训，来思考如何将经济与安全相结合。

第二，各国应该建立应对经济安全的机构。纽曼表示自己刚结束在日本的两周访问，而日本早就设有针对经济安全的相关法案，也就是“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简称“经济安保法”），也有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内阁办公至，官僚机构中也有协调应对相关问题的机制。“但在美国，我们几乎没有这样的东西。”而除了从各国的角度出发，也需要考虑区域共同协调的角度，“例如假设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台湾成为被中美经济胁迫的对象，他们该如何协调应对？”

第三，学者应该思考一套规范经济胁迫的“新语言”。纽曼指出，人类目前无法限制恶劣的经济胁迫，就像过去发明核武时也没有制定任何规则，当时并不存在“相互保证毁灭”，因为这不是人们所知、所理解的事情。“但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必须想出那种语言，一套关于何时适合、何时不适合使用这些工具的原则与规范。今天我们谈论经济胁迫时，当然也需要类似语言。”

第四，不要只专注在“棍棒”上。纽曼表示，当一国对他国进行经济胁迫，人们很容易就想到直接反击，但最好的回应方式，其实通常是“胡萝卜”，也就是不要只考虑报复，而是思考如何多样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流。“例如深化CPTPP，可能就是台湾、日本、澳大利亚可以考虑的途径，来创造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场域。”

纽曼最后提出三点总结。

第一，人们在过去30年搭建的全球经济网络，不仅是机会之源，如今也已经是脆弱之源。

第二，在外人看来，美国政府似乎是一台了不起的机器，确切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其实打开一看，里面就像是几个人整天拉操纵杆、喝健怡可乐，用各种方式来让自己保持清醒，而不是以理性、有组织的方式做事，整体更像一部充满战争迷雾的电影。这不是好事，因为这可能导致误判或无法预料的后果。

第三，人们需要建立新语言、机构、规则体系，来避免经济胁迫失控，否则全球化就会受威胁，这不只是一点点关税、10%关税的问题，而是更广义的开放经济市场可能不复存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变穷、甚至更糟，因此我们必须非常努力，来抵制对于这类工具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