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raham Newman谈美国・二｜搅动华为、欧盟、台积电的同一双手

4月2日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对等关税”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屡起波澜，几乎没有国家能够逃过这场大扫射，即便9日特朗普又宣布“90天暂缓”，各国依旧不敢掉以轻心，中美贸易战更是随著关税叠加持续白热化。特朗普的下一步是什么？“对等关税”又将如何影响世界？这是当前各方的共同疑问。

面对全球政经的未知棋局，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在4月21日举办“全球政治经济大师讲座”，邀请到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交事务学院暨政府系教授、BMW德国与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地下帝国》（Underground Empire）共同作者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以“特朗普2.0下的经济安全”为题，剖析美国的“地下帝国”何以成形，以及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真实目的。活动由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台湾韧性社会研究中心、美国乔治城大学台湾校友会共同协办。

围绕讲座，《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四篇。本篇为第二篇，聚焦美国的胁迫手段，如何在对手、盟友与中间人（intermediary）当中，触发不同的行为反应。

美国用以打压华为的两种网络

首先是围绕华为的各种攻防。纽曼指出，美国尤其担忧中国在开发下一代新机后，会对自己与盟友复制美国过去所为：收集与监控他国数据。例如通过华为5G，中国可能可以得知美国的国家动态，且美国并没有能提供相关技术的供应商。于是美国政府决定“解决问题”，也就是利用两个经济网络来限制华为发展。

第一是金融网络，具体事件就是逮捕孟晚舟。纽曼提到，当时华为副董事长兼财务长孟晚舟搭乘香港飞往墨西哥的航班，在温哥华转机时遭加拿大警方逮捕。而这背后关键，就是美国利用了全球金融网络，来对华为发起法律攻势，从而导致孟晚舟被捕。

纽曼接著介绍操作细节，表示美国主要是利用与华为合作的汇丰银行。因为汇丰曾在多年前与美国政府有过纠纷，最后双方达成了“延缓起诉”协议，汇丰于是同意向美国政府提供非法活动的相关数据；而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国从汇丰处得到华为“违反伊朗制裁禁令”的证据，于是美国就藉著与加拿大签署的引渡协议，让加国逮捕孟晚舟。当然，孟本人没有在软禁期间受到严重伤害，但美国通过全球金融网络的集中性，对华为的公司声誉造成了巨大冲击。

另一个策略就是通过半导体依赖的知识产权网络，也就是《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FDPR），规定任何公司只要使用美国的知识产权来生产境外产品，该产品就不能卖给华为。

纽曼总结，打击华为的案例显示，美国虽没有自己的5G电信网络，却能用“其他网络”来限制中国。

欧盟也是经济胁迫的一员

纽曼接著探讨另一个重要群体：盟友。在这个场域中，与美国互动的并非直接受监视、或被制裁的国家，而是经常与华盛顿合作的国家，欧盟就是一个有趣案例。

纽曼指出，欧盟就如佛里曼之前预测的“世界是平的”，对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建制深信不疑，甚至可以说“开放”就是欧盟的DNA。因此当美国开始对伊朗、欧盟采取经济胁迫时，欧盟发现自己毫无还手能力。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欧盟更开始与拜登（Joe Biden）政府合作制裁俄罗斯。

纽曼表示，这一变化显示世界经济从“平坦化”，逐渐走向“武器化互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又译相互依存武器化）的过程，导致各国政府也逐步改变自己处理日常问题的方式。最后外界可以看到，欧洲不只制裁了俄罗斯，还冻结其央行储备。

纽曼接著总结，如果还有人认为欧洲不是世界经济从“平坦化”走向“武器化互赖”的一部分，“可以去问问北京，在看到俄罗斯央行储备被冻结的当下，有什么想法。”

企业难以凌驾政治

纽曼接著探讨最后一个群体：中间人，也就是作为新世界“步兵”（foot soldier）的企业们。

纽曼表示，企业会为自保采取各种策略。以台积电（TSMC）为例，其商业模式就是保持中立，在与各方合作时不偏袒也不选边，并也因此成为全球先进技术的可靠供应商。但突然有一天，台积电被要求选边，无法再让部分国家使用其技术与产品，“我认为台积电并没有为这一天做好准备”。纽曼提到，2022年台积电曾在LinkedIn上发布一则征才，招募具地缘政治经济背景的商业智慧分析师，“但这恐怕已经晚了几年”，直到现在相关问题也没有解决。

纽曼接著以微软（Microsoft）为例，表示微软过去也曾保持中立、拒绝选边，但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其策略有所转换：微软站到了乌克兰这边，并展示自己干预战争的强大能力。纽曼指出，微软将乌克兰政府的资讯全都上传云端，未来一旦基辅当局垮台，相关数据还能被流亡政府继续使用，“这是我们从未见过，一间公司能为保护一国政府所做到的干预程度”，当然微软本身也将这件事当成行销材料，以展示自己的科技能力。

纽曼再提到，有些企业宣称能超越政治、不参与经济胁迫，例如现在常听到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但在自己与亨利‧法罗（Henry Farrell，《地下帝国》的共同作者）看来，这些企业还是很难脱离“地下帝国”的掌控，关键在于，如果一间企业真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基本上就不可能赚到钱。

因此这些企业通常是在“去中心化”的系统上，再叠加一层组织，而一旦经济活动集中起来，政府就会出手，币安（Binance）就是很好的案例。纽曼回顾，币安因诈欺而被美国政府提起诉讼，双方最后签署“延缓起诉”协议，币安因此成为美国政府进入加密世界的窗口，开始为其提供各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