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特朗普、贺锦丽谁当选 恐怕都不是合适的人|美国大选

撰文: 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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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更大的视域来看,贺锦丽(Kamala Harris)和特朗普(Donald Trump),无论谁当选,注定都难以成为美国开国元勋们所期望的“德才都很杰出”的总统,既难以弥合愈发严峻的政治撕裂和公正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又难以解决长期困扰美国社会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美国总统大选从党内初选算起,持续大约1年时间,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不计其数的人被情绪影响,他们要么隔着屏幕为选情兴高采烈或忧心忡忡,要么在竞选集会现场一起大声喊着口号。然而,只要选的人不堪重任,不论今天有多少人为当选者欢呼,将来大概率会以失望结束。

为何这样说?

从表面原因来看,贺锦丽和特朗普均是缺乏历练和实践考验的政治人物,他们的政治道德和能力不足以应对日益被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政治撕裂影响的现实挑战。他们既缺乏开国元勋们那样的深思熟虑、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又与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和林肯(Abraham Lincoln)这样的政治家相差甚远。

贺锦丽虽担任美国副总统超过三年半时间,却未留下让人印象深刻的政绩,她出来参选只是因为拜登(Joe Biden)临阵退选,过程十分仓促,给人“赶鸭子上架”的印象。特朗普虽已担任一届总统,但他是政治素人出身,德行和能力都备受争议,说话喜欢信口开河。尽管不少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因为厌倦既有政治体系和传统政客,才希望作为“局外人”的特朗普带来变革,冲破既有利益格局,但恐怕所托非人。

贺锦丽和特朗普在不久前的辩论已经清晰反映出他们要么对政治的复杂和审慎缺乏起码的体认,要么政策论述空洞、逻辑混乱。当然,因为监督和制衡的存在,因为幕僚团队和专业文官体系的辅佐,哪怕被选上去的人不堪重任,但许多时候不至于酿成重大危机。可即便这样,如果任由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政治撕裂不断恶化,坐看政治的庸俗化、娱乐化,最终很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

在不久前的美国大选辩论中,贺锦丽和特朗普的表现均难以让人相信他们有智慧和能力去解决困扰美国社会的问题。(Reuters)

从深层原因来看,是因为选举民主总是容易笼罩在既得利益集团操弄和民粹主义的阴影之下,以至于难以选出对的人。美国总统虽不是选民直选,而是由选举人团选出,但依然建立在选举民主的基础之上,只不过说选举人团制经常扭曲民意和破坏“票票等值”的原则,造成一人一票所通向的有限多数统治有时被异化为少数人统治。比如,2016年大选时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的普选票比特朗普多了200多万张,却因为选举人团制的异化而输掉选举。这是美国选举民主在制度设计中造成的问题,与美国政治被选举民主的内在困境所困扰是不矛盾的两回事。

许多人对复杂的现实政治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即只要政治领袖是人民选上去的,就一定会去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就会既公平、又有效地增进公共福祉。然而,他们未曾深思的是,人民往往分为观念、诉求不同的群体,不同人在选举政治领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被选上去的政治领袖未必具备解决深层次矛盾、公正协调不同群体矛盾和增进公共福祉的品性、道德、智慧、手腕。

古往今来,超出自治范围的政治事务往往错综复杂,不是空谈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便能胜任,而是往往对政治领袖的品性、道德、智慧、手腕有比较高的要求。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说过:“要使一个人成为合众国总统这样显要职务的当选人,至少也需要相当的才能和优点。这个职务十之八九会由德才都很杰出的人担当,这样说恐怕也不算过分。国家治理情况的好坏,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责人如何。”这句话道出了政治领袖的素养与国家治理好坏的密不可分关系。

德国思想家韦伯(Max Weber)写过:“现代官员系统正在发展为一个高素质的知识劳动者系统,由于长期的预备性训练而各有所长,有着高度发达的身份荣誉感,十分重视廉洁正派。若是没有这种身份荣誉感,我们的命运就会被笼罩在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的永久威胁之下。”正因这样,为了有效降低政治试错成本,一个人在成为政治领袖之前应该要有充分的磨练和考验。毕竟,除了少数天赋异禀之人,通常一个人要在专业领域获得重大成功,都得经历长时间的磨练和考验,关乎资源分配和人群互制的政治领域尤其如此,只不过政治人物的磨练和考验要和合乎人性的、行之有效的充分民主程序密切结合。

遗憾的是,被既得利益集团和民粹主义裹挟的选举民主经常难以选出对的人。选举民主的高质量运行须以多数选民的理性为前提,因为只有多数选民理性,对现实政治知情懂行,才不至于被忽悠和欺骗,才有希望选出无愧于此的贤能政治家,才能让政府既公平、又行之有效地协调多数普通人和少数强者之间的矛盾,推行致力于化解深层次危机的结构性改革。然而,这经常是一场梦。寄希望于多数选民具有公民精神、对现实政治知情懂行,与寄希望于清官、明主来拯救苍生,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对复杂人性和社会现实视而不见的政治幻想,区别在于寄希望多数选民或多或少包含民主精神,而幻想清官、明主来拯救苍生容易滑向威权主义。

特朗普现象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不少人支持特朗普是因为不信任传统建制派政客,是希望特朗普带来变革,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德行和能力都备受争议的民粹政治人物身上,显然是一种幻想。(Reuters)

除了少数个例之外,在基于正常人性的自利理性支配下,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和职业、兴趣、资源的高度分化,一个选民除非他的职业、兴趣、切身利益与复杂政治问题有关并且能够承担他成为理性政治人而耗费的成本,不然的话,他在多数时候对除常识理性范围之外的复杂政治问题将缺乏切中要害的认识,易让少数强者在自利理性的支配下有漏洞可钻。这就使得多数普通选民对复杂政治的认知局限于一知半解或道听途说的水平,缺乏慧眼识人的眼光和知识。

多数普通选民在选举政府领导人时主要看他们的党派立场、被包装出来的形象、宣传营销、资金实力和后台背景,而难以分辨他们真实的品性、道德、智慧和手腕,其结果是选举民主难以持续产生贤能的政府领导人。民众慢慢只能被动挑选自己所认为的最不坏的候选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未经深思的、易被挑拨与操控的感觉、情绪。

相对而言,作为少数强者的既得利益集团,要么有足够条件去成为知情懂行的理性政治人,要么能够聘请知情懂行的理性政治人作为游说代表。他们人数少,却占有更多资源,既能在选举过程中投入真金白银,影响选民的选择,又能在选举民主的日常治理中左右“流水的民选政治人物”的偏好,让公共政策在多数选民因理性不足而未能察觉的前提下渐渐向少数强者倾斜,造成社会缓慢朝不公方向演进。

具体来说,有两类人容易在选举中脱颖而出。一类是十分擅长调动选民情绪的政治人物,他们在面对多数对复杂现实政治一知半解或易被情绪影响的选民时具有天然优势,比如民粹政客。另一类是与既得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关系并获得既得利益集团调动营销资源全力助选的政治人物。因为选举是费时费力的大工程,依赖于专门团体运营,候选人在获得名气之前往往有长时间的形象包装和资源投入,故那些获得既得利益集团支持的政治人物具有显著优势。

如果是前者当选,他们虽能迎合人民的短期情绪,却未必有智慧和能力去解决事关人民长远利益的复杂问题,所以他们的支持率往往高开低走,起初人民对他们的支持有多热烈,将来人民对他们的失望便有多强烈。如果是后者当选,他们未必有动力去节制与他们关系暧昧的既得利益集团扩张私利,以至于越来越多的选民不信任既有政治体系。

时而久之,当选举民主总是难以选出对的人,深层次矛盾便日积月累,直到积重难返,本是追求公平的选举民主体制会扭曲为少数强者扩大私利的工具。那些容易利益受损的中下阶层民众,面对自身境遇的日渐恶化,势必满腔怒火,对既有政治体系产生深深的不信任感,进而容易所托非人,被野心家、僭主趁机利用,埋下社会不稳定的重大隐患。这既是特朗普现象产生的根源,又是美国民主的痛点。

(本文部分内容节选自纽约博登书屋出版的新书《拯救民主——扬长避短的新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