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辩论华而不实背后：中国的经验和困境　美国的韧性和危机

近日，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与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Kamala Harris）的首场电视辩论，让人倍感失望。特朗普的语无伦次、信口开河、胡乱指控，离政治所应有的起码限度的审慎、严谨和专业相差甚远。贺锦丽显得相对沉着冷静，像一个传统政客，但讲话内容有些空洞，缺乏深度和缜密的逻辑，让人怀疑她是否具备治理世界第一强国的能力。

美国历史上并不缺乏杰出的政治家，世人熟知的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和林肯（Abraham Lincoln）都在美国重大危急时刻扮演关键角色。美国建国前后的一批开国元勋们有极高的政治智慧，他们的深思熟虑和远见卓识让他们在整个世界尚处于专制主义的阴影下率先探索出一条政治新路。然而200多年过去了，美国民主一路走来，日益被民粹主义裹挟，呈现出肤浅、庸俗的面向。

与之相比，许多人眼中带有威权主义色彩的中国政治，反倒在不少时候呈现出复杂、专业、深思熟虑的面向。因为政治的透明度不足，从有限讯息来看，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曾涌现一批有改革精神的政治人物，他们的锐意进取为深受极左困扰的中国开辟出一条新路。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去40多年以来，中国能在民主和法治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除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全球化红利、庞大人口红利有关之外，还离不开一批能力突出的官员的作用。

以对经济问题的认知来对比，同样是国家领导人，朱镕基、李克强对经济问题的了然于胸与缜密思索，与特朗普、贺锦丽在大选辩论中的讲话，可以说形成鲜明对比。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看看朱镕基的经济改革故事，或者听听2015年李克强在中央党校的脱稿讲座，再去观看特朗普和贺锦丽的辩论，便会发现巨大的差异。

当然，中美面临不同的政治现实，政治人物的角色有别，不宜简单类比。对于中国来说，若能将腐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限制在一定范围，那么在一段时期内，因为政治人物的晋升是一个漫长而又激烈的竞争过程，一个人从初入仕途到身居高位，往往要经历数十年的磨练，故在政治生态相对健康的情况下，其实是能产生一批能力突出、经验丰富的官员。

不过，因为民主和法治的相对不足，中国政治一直面临怎么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中国的发展过于依赖政治的表现，过去多年以来，中国虽产生一批能力突出的官员，但同样大量存在腐败、滥权、瞎折腾的现象。时至今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仍被视作中国健康发展的“大敌”。

正如《拯救民主——扬长避短的新方案》一书中对中国出路所进行的分析：“有人从《中县干部》和腐败新闻中看到中国政治存在的小圈子化和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有人从中国官员晋升过程中的层层磨练和经济发展成就看到中国政治的贤能面向。然而，不能不追问的是，中国政治的贤能面向是否能抵御小圈子化和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改革开放将中国送上崛起之路，但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尤其是进入深水区时，还能否稳步向前？民众普遍厌恶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是否能得到有效解决？民众所普遍期待的公平、开放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能否有更大成绩？依法治国和国家能力怎样才不至于被异化和扭曲？答案只能是高质量的民主体系，只有这样，贤能才能长久，政府才能竭力回应人民诉求。”

相较而言，美国政治体系既有娱乐化、庸俗化的面向，又有不容低估的韧性与纠错能力。美国的公权与私权有比较明确的划分，政治权力在内部的影响范围不及中国那么深入。在政治权力内部，既有纵向的联邦权力与各州权力的划分，又有横向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相互制衡。在美国社会，公民团体、媒体的影响比较大，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周期性一人一票在和平时期对政府形成刚性制约。这都是美国长期以来维持活力与自由的政治条件。

美国那些通过选举登上大位的政治人物，既有专业的幕僚团队辅佐，又有经验丰富的文官体系负责日常运转。通常而言，哪怕美国政治人物自己能力平庸，但只要用对人，一般不至于酿成严重后果。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说的民主（主要指以选举为基石的民主体系）是最不坏的制度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据的。然而，在现实条件允许范围内，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不能止步于最不坏的制度，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寻求合理的改进。

一个日益困扰选举民主社会的现实是，选举民主所必然带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操弄和民粹主义问题正在让本应追求公平、民主的政治愈发难以有效解决积弊已久的问题。选举民主的内在逻辑决定擅长调动选民情绪的政客和既得利益集团全力支持的政客相对容易在费时费力的选举竞赛中成为赢家，但他们未必有意愿或能力去解决问题。

在今天的美国，传统政客往往被许多人认为与既得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故难以指望他们有意愿或魄力去促进公共福祉，而被认为是局外人的政治素人，既未必不在选举过程中与既得利益集团合作，又未必具有公正处理复杂政治问题的经验和能力。他们虽有幕僚团队和文官体系辅佐，但如果经常都是外行领导内行，难以避免会出现问题。当选举民主陶醉于最不坏的制度的时间越久，便越容易让社会问题在温水煮青蛙过程中日积月累。

今天美国社会的撕裂、极化，归根结底是本应公正协调和团结不同群体的政治体系因为长期遭受既得利益集团和民粹主义的双重影响而华而不实，越来越难以寻求重叠共识和解决问题，以至于那些自认为利益受损或被忽视的群体产生深深的失落感和不信任感。

特朗普和贺锦丽的辩论发出警示：难道历史上人才辈出、精英汇聚的美国真的已无贤能政治家吗？显然不是这样，只不过现行政治体系难以让无愧于贤能政治家称号的政治人物源源不断的产生。

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写过：“国家治理情况的好坏，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责人如何，能够对此有所体会的人当能正确估价本宪法草案。我们虽然不能默然同意某个诗人的下述政治邪说：政体如何，愚人多虑；其实好坏，全在治理。然而，我们却不妨承认，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

在选举政治日渐娱乐化、庸俗化的当下是该认真反思一下：如果承认本是为了追求公共福祉、公正协调不同群体关系的政治是需要起码的品德、智慧、能力、审慎、深思熟虑的话，那么，对选举民主进行扬长避短的改进，让那些经历充分磨练和考验的人才在强有力的民主约束和人民理性选择下脱颖而出，将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