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带领我们思考？中文大学“思托邦”系列讲座报告

如果只是区区三个在高等学府内的讲座，想必思托邦的影响始终是有限的。但我们相信“思托邦”作为一个严肃、紧贴社会、自由开放的交流平台，将为香港固有的公共思想空间带来新的生机。

“思托邦”有“思想乌托邦”之意思，是中文大学的思想沙龙。主办者周保松教授六年来于博群大讲堂举办数十个论坛后，深深感受必须另外创立一个模式细小而认真的公开讨论平台，所以他希望在中文大学创建一个思想交流的理想地方，并予公众参与及讨论，于是“思托邦”由此诞生。从2016年的九月到十二月，“思托邦”邀请了三位海内外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定期就重要的学术、文化和社会议题进行讨论。01哲学编辑团队也整理了一份全部讲座的资料呈现给所有读者们，正如我们相信思想的交流应该是无远弗届的。

第一讲由周保松和关子尹教授谈论哲学的公共性（图片来自思托邦Facebook）

“思托邦”第一讲：“哲学的公共性”

思托邦系列的首演由周保松教授担任主持，更邀请到中文大学哲学系关子尹教授在中文大学书店内讲述有关“哲学”与“公共性”的议题。关子尹教授一开始引用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名句，“建国宜师古，兴邦属上庠”来引出“知识分子究竟在邦国、社稷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的疑问，并把整个讲座分成十一点作论述。

公、私两概念的逻辑秩序

关教授引用《韩非子．五蠹》，“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及许慎的《说文解字》指出“私”就是指以个人考虑为先；“公”则是“私”的背面，亦则是其对反。我们普遍习惯说“公私”，而不是“私公”。但逻辑上，“公”应该以“私”为基础，并建于其上才得以成立，所以“私”必先于“公”，哲学如是。若果哲学的私人空间没有先被巩固便草率下进入公共空间，便会沦为容易被他人影响的一员；在如今媒体泛滥的时代中，更不应该强逼他人就政治或敏感议题公开表态。而哲学素质可以通过教育过程达到，但哲学修养、独立思考及判断的能力，必须通过亲自努力、舍易取难的长久过程达到。此外，哲学私自性不但在个人生命的任何阶段也同样重要，亦是支撑起哲学公共性的基石。

谁是公共领域中的哲学家？

除了对“公”、“私” 逻辑秩序的厘清，关教授更引用了康德关于哲学活动两个层次的概念，其中分别包括学院意义的哲学（Philosophy in scholastic sense）及经世意义的哲学（Philosophy in cosmic sense）。前者注重理论技巧（skill）、概念运畴；后者则注重终极致用（use）。前者是必要及有利的，但要掌握哲学真正价值就要以后者为本，在世界中发掘，并关注各种现实处境及状况。此外，对于哲学问题（Philosophical questions）及哲学疑难（Philosophical problems）的讨论，关教授认为前者可以很抽象，例如康德的“综合判断先验地如何可能？”，只需要确切回答；但后者往往涉及人存活于世要共同面对的困惑，例如天灾人祸、存在价值、生离死别等，不但需要回答，更要以付诸行动解决，两者其实是“唇齿相依、彼此共济”的关系。而在普世意义而言，没有人可以避开哲学式疑难的生存困惑，所以人人也是哲学家，人人存有这份哲学责任。

哲学与政治之间

哲学和政治领域必然重叠，但分别在于哲学底线在于理性，而政治运作根于权力之中。故此关教授在结尾勉励观众，哲学要在公共空间得以实践，除了独立深思，更要道德勇气。“思托邦”第一讲当中，从哲学概念到普世价值，各部分不但多次引用不同领域的例子，亦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关教授希望带给我们的是，哲学在此不单是一种学院研究，而是一种人所共需的理性思辩，是人处身于世上、投向各种处境、追寻生存意义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及关怀。

第三讲由曾金燕女士讲述女权和中国的网络时代（资料图片）

“思托邦”第三讲：“网络中国的公民知识分子”

“思托邦”第二讲因故暂停；而在11月1日的下午，“思托邦”讲座的第三讲“网络中国的公民知识分子”则继续在大学书店如期进行。是次讲座依旧由周保松教授担任主持，内容方面则由《中国女权——公民知识分子的诞生》一书的作者曾金燕担任主讲。

“公民知识分子”的诞生

曾女士者首先提出自己一直在关注并思考在这个年代，中国女性如何以新的方式参与社会运动。她以自己新书《中国女权-公民知识分子的诞生》的自序点出，“公民知识分子”的概念应译为"citizen intelligentsia", 而不是"citizen intellectual"，以攞脱中国公共话语之下的"intellectual"所包括对意识型态的政治操纵。在全球科技急速变化的大势中，“公民知识分子”不再单是接受高等教育人仕的专利，而是开放予任何背景阶层、关注社会的人。

网络时代的女权身体

2013年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裸胸抗议引发的网络回响及女权抗议是曾女士在讲座中主要讨论的一个事例。当时艾晓明教授因为抗议政府对儿童性侵案的不当处理，而在被封锁的个人博客上载了一幅手持剪刀的祼胸照片，并在乳房上写著“开房找我，放过叶海燕”（注）的字句。中国社会学家杨国斌曾指出网络抗议所带来的回响源于网民在情感互动的过程中接收各种大量资讯及回应，而从中令网络内或外的群体建立起社会关系，不但重塑出身分判别，亦鼓励更多元的维权运动发生。本来艾晓明教授只是一名已经退休，不足以威胁当局的人。但她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社交媒介，以一个与“本来在现实中微不足道”相反的形象介入网络，形成一股抗争力量，并催化更多社会行动，例如之后上载照片以示声援的浪潮。

良心犯家属的身份政治

这个部分，曾女士以刘霞的例子引出良心犯家属所受的各种伤害的讨论。根据讲者，“良心犯”指因独立表达或采取维权行动而被入狱、软禁、失踪等方式限制人身自由者。在这个社会公共空间收窄的时代，良心犯出狱后长期承受各种不公不义的逼害及孤立。政府通过阻碍良心犯重建家庭及社会关系，以影响他们接续维权工作。于是，良心犯家属承受的压力及困扰绝不比良心犯少。通过教授家人如何理解自由、法治，并令他们为维权行动发声，积极令他们由“他者”转化成“行动的主体”。其中一名就是以作品表达“沉默的力量”刘晓波妻子：刘霞。中国仍充满无数这样的例子，但他们正努力为民主、自由，走出身份困境。

实际上曾金燕女士多年来长期为维权行动而努力，他作为胡佳的妻子，深深感受到良心犯家属的各种压迫及危机，她在“思托邦”第三讲表述的不只是艾晓明和刘霞的故事，更是讲者亲自接触的两个灵魂，以及背后承载无数被打压的生命。她简介了“公民知识分子”对维权行动的影响，同时表明在这个网络多变的世代，如何持续地为社会运动带来曙光。

“香港人的最后一程”则由区家麟和陈晓蕾联袂上演（图片来源：思托邦Facebook）

“思托邦”第四讲：“香港人的最后一程”

最后一讲“思托邦”由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业顾问区家麟先生担任主持，并且由资深独立记者陈䁱蕾女士讲述香港几个重要的社会议题：死亡、自杀、政策与社会压力。

对安乐死的误解

陈晓蕾一开始便带出问题: “香港人面临死亡时究竟是否享有自主权利？怎样才可以好好地走最后一程？”。她以两个重点带出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首先，香港每年平均42,000人离世，当中有90%在医院离世。预期2040年会增至每年80,000人，届时医院必定无法负荷。其次，国际持续对“安乐死”的进行讨论，但香港的讨论中 (包括各大媒体) 却内含大量错误的资讯，亦对各种死亡概念与“安乐死”混淆不清，引起各种误解。例如，很多人也误解了邓绍斌 (斌仔) 要求安乐死，而斌仔当年亦不知道他有拒绝治疗的权利 (终止呼吸机)，斌仔要求的是拒绝治疗，不是安乐死。事实上，香港人及香港政策应该如何回应这些现象呢？

病人的自主决定

死亡可以分成自然死亡，及非自然死亡 (自杀、他杀、意外、安乐死等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有99%人的死因也是疾病死。于是，讲者指出面对疾病死当中，病人的自主空间有五个类别，包括恶化死 (例如肾衰竭死亡)、拒绝治疗 (例如宗教原因拒绝输血而死)、中止无效治疗 (例如持续植物人状态)、协助死亡 (提供死亡方法由病人自行执行)、及安乐死 (医生直接及有意地令病人死亡，作为治疗一部份)。

本港病人拒绝治疗的权利

根据香港医务委员会《香港注册医生専业守则》指出，医生必须“尊重有能力作出决定一定的病人接受或拒绝治疗的权利”，及“以病人的最佳利益为依归”。例如患癌的独居长者决定拒绝接受化疗，以及无法长期负担昂贵药物的病人拒绝继续治疗等等。医护人员有责任亦必须尊重病人拒绝治疗的决定，但是本港知道这个权利的人非常有限。

再思自杀的意义

安乐死包含直接有意令病人死亡，所以安乐死属于非自然死亡。讲者指出大家必须先考虑三个重点，才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安乐死，以及在本港安乐死讨论中决定立场。第一，本港早在1967年已经是“自杀非刑事化”，相比起不少至今仍然定自杀为刑事罪行的国家更进步。第二，在本港即使自杀合法，但协助他人自杀 (即使是医疗人员) 也会被控教唆他人自杀的罪名。第三，社会应否帮助无法自杀的人结束生命？例如英国坚决反对社会帮助无法自杀的人结束生命，而比利时则立法通过容许13岁以上的人接受安乐死。

在香港，病人享有自杀合法及拒绝治疗的权利，但安乐死呢？香港社会应否接受安乐死？若然接受，应该帮助那些人安乐死？“思托邦”第四讲围绕著各种病人处理死亡的权利，带出上述两个问题的反思。

如周保松教授所言，“思托邦”至今定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舒适而认真的讨论空间。参与者当中，除了中文大学各学系的学生，亦不乏中文大学老师、校友及其他公众人士。另外，“思托邦”所涉及的讨论包括了哲学公共性、维权行动、香港人临终情况、安乐死等议题；在这个资讯泛滥的年代，“思托邦”所带给我们的正是对社会议题严肃思考的态度。

但我们仍需考虑：“思托邦”可以如何延续其讨论成果及影响？如果只是区区三个在高等学府内的讲座，想必其影响始终是有限的。所幸的是，在编辑团队搁笔之际，“思托邦”系列的第五讲——被周保松教授誉为是“1987年李天命和韩拿的大辩论后，香港哲学界最重要的一场宗教哲学大讨论。”的讲座——“宗教与科学”又将会在这周的星期五开始，我们相信“思托邦”作为一个严肃、紧贴社会、自由开放的交流平台，将为香港固有的公共思想空间带来新的生机。

注： 叶海燕是一名当时因抗议儿童性侵案而被拘留的女权活跃分子

（特别感谢 程尔骞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