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拥有民主制：从罗尔斯、欧斯壮到哈维

墟市甚至可被视作政府主导的正规公共空间，以及愈益大行其道的私人管理公共空间以外，香港最重要的非正规公共空间。墟市作为城市共同体的一种典型，实可对资产拥有民主制带来更多元开放的想像。

2016年11月，英国约克大学教授托马斯（Alan Thomas）出版《Republic of Equals: Predistribution and Property-Owning Democracy》，号称史上首部关于“资产拥有民主制”（property-owning democracy）的专著。单是这点，已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1971年，罗尔斯（John Rawls）出版《正义论》，提出“公平即正义”，曾奠下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石。但到了30年后的2001年、罗尔斯临终前出版的《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提出资产拥有民主制，对福利国家采取明确否定态度，便甚少被拿来作认真讨论。[1]在香港更完全乏人问津，这不啻是个历史文化短板的宿命。

罗尔斯构想中的资产拥有民主制，仍将容许生产资本的私有产权（private property in productive capital），但就不容许这类资本过度集中，强调生产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应更广泛分布。它应同时符合以下三项条件：一、生产资本更平均地由广泛公民拥有；二、防止资本的优势能通过跨世代承继；三、防止资本的优势蚕食民主政治。罗尔斯倾向否定福利国家，正正是基于它无法满足上述三项条件。

为何资产拥有民主制更能达至“公平即正义”？因为社会经济环境若能提供参与的机会，让人能善用潜能创造美好生活，及能和其他人建立具建设性的社会关系，将构成罗尔斯看重的“自尊的社会基础”。只有通过适当的经济组织模式，例如能将生产资本的拥有权更平均分布，才能确保公民对自主性拥有“活生生的观感”（"lively sense" of their own agency），并减少由于权力及地位不平等造成的伤害，这正正是福利资本主义无法达到的结果。

一个拥有者的国度

根据托马斯的分析，晚年罗尔斯看到经济不平等对政治自由的损害，对生产资本拥有垄断性优势的特权阶级，严重妨碍其他人行使宪制赋与的政治权利。因此建议须先从社会经济制度入手，促进生产资本更广泛的分布。但问题是“针冇两头利”，过于强调生产资本的平等分配，却很有可能对基本自由构成侵害；“大镬饭”制度亦未能提供适当的诱因，激发每个人有自尊地发挥自身的潜能。

作者因而引用罗默尔（John  Roemer）早在《A Future for Socialism》一书提出的洞见，主张分配制度须先处理所谓“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亦涉及我们常说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须先避免个人的善意被集体骑劫，个人利益沦为集体剥削的对象。在罗默尔的方案下，公民均获派发一定金额的股份券（coupon），每人可决定用作投资那些公共企业，并赚取一定金额的红利，但股份券不能出售和兑现。企业管理层则必须面对市场竞争，来争取更多股份券的投资。

托马斯最不能同意的，反而是罗默尔将这方案称为“股份券社会主义”（coupon socialism），因为它和的“大镬饭”制度差别极大，并非一般理解中的“社会主义”，能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可视为有力落实资产拥有民主制的可行方案之一。重点是股份券不能出售和兑现，以避免股权重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

作者进而引用霍凯特（Robert Hockett）未出版的新作《Society of Owners》，探讨由政府向雇员贷款回购企业股份，即1950年代凯尔索（Louis Kelso）提出的“雇员股份拥有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ESOP）旳可行性。霍凯特首先指出，在过去半过世纪美国已先后实现自置居所和升学的全民贷款制度，回购股份贷款可视为这一系列政策的延续，从而全面落实“拥有者社会”的理想。但他同时亦认为，回购的权利不应局限于雇员，而应涵盖消费者、社区成员以至一般公民。

这难免令人联想到在过去十年，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年年都“派糖”，总金额已逾港币3,000亿元──设想假如他并非派钱、鼓励市民进行短期消费；而是派发某种股份券，从而鼓励市民作为拥有者，长远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政策方案，却其实并非真的那么遥远──2016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莉主要对手桑德斯，正是以雇员股份拥有计划作为主要政纲之一。

从资产拥有到共同产权

托马斯所提倡罗尔斯式的资产拥有民主制，固然属于极具吸引力的社会改革方案；但唯一令我感到有点不是味儿的，是作者似乎将资产完全视作资本主义下的私有产权，并与社会主义的公有产权，进行非此即彼的简化二元区分。但事实上，前述资产存在出售和兑现的限制，已和典型的私有产权存在巨大差异，作者显然是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以及资产拥有制度的多元可能性。

在此尝试延伸讨论的是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斯壮（Elinor Ostrom），以及她所提倡的“共同体”（commons）或“共同产权”（common property）的概念。欧斯壮作为另类经济学家，和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仿佛风马牛不相及；但欧斯壮颠覆了主流经济学的产权观念，能对罗尔斯的资产拥有民主制提出适当的补充。事实上，二人的观点皆可上溯至十九世纪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并在近代由帕特南（Robert Putnam）发扬光大的公民社会自我管理学说，未来有机会再向读者详细介绍。[2]

首先，前述资产拥有民主制的各类方案，均倾向以大型企业的股权分配作为典型，企业主要仍以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模式管理，忽略了自下而上参与及协商式民主管理的可能性。欧斯壮提出共同体的概念，正是试图指出在适当的制度诱因之下，独立个体之间平等互惠协作的可能。

其次，前述大型企业股份制的典型，亦忽视了后工业社会聘用制度的零散化（causalization），又或套用大卫哈维的概念，弹性累积模式（flexible accumulation）的全球大趋势。尽管除了凯尔索的ESOP以外，其他方案皆强调股权不一定局限于企业雇员，但试设想这些企业业务均已分散遍布全球各地，而不再位于股权持有人的所在地。“提供参与机会，让人善用潜能”又从何谈起？

最后，欧斯壮提出共同产权的概念，原意正是要超越传统上资本主义／私有产权vs.社会主义／公有产权的意识型态二元对立，并因应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建立切实可行的产权模式和制度规则。正如有研究者如此总结道：“这些规则仍可容纳大比重的私有产权，例如你可以拥自己的渔船和渔网，渔获也是属于你自己的；但对于整个社群／共同体来说，就必须共同管理鱼场域及为每人捕鱼数量设限。”[3]

香港百花齐放的非规划城市生活。（图片来源：邹崇铭、黄英琦、梁志远、龙子维编：《再造香港：从社会创新到参与规划》。香港：印象文字，2016。）

从共同资源到城市共同体

毋庸讳言，欧斯壮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乡郊小社区，焦点放在自然环境中的森林、湖泊等“共同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但共同体概念的应用正愈趋广泛，在文化和资讯的世界有“知识共同体”（knowledge commons）[4]，在城市空间则有城市共同体（urban commons）。后者甚至成为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近年最常采用的概念之一。

对哈维来说，城市共同体乃是一个不断被争逐的场域，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充满各种吊诡和矛盾。由此哈维认同欧斯壮的分析，共同产权并无妥善管理的万应灵丹，必须因时因地制宜权衡问题和方法。例如各类自然资源的状态和数量便千差万别，文化共同体则往往难以施加进场限制，至于城市里普遍存在的公共空间，长期以来就更成为国家与市场──同时也是不同阶级永恒争夺的战场。

在《叛逆的城市》 （2012）一书中，哈维提出了一项关键的主张：“共同体不应被视在一项特定的物件、资产甚或社会过程，而是存在于某社群及其生活或生计尤关的环境之间，一种不稳定和可塑造的社会关系。 因此实际上，此乃一项“共同中”（commoning）的社会实践。”[5]

对我个人而言，在传统墟市中商贩既有各自的摊档，但彼此间相互合作（和竞争）却有形成唇齿相依的共存共生关系；墟市往往没有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模式管理（如领展），存在更多自下而上参与的可能性（如排档）；墟市甚至可被视作政府主导的正规公共空间（如公园球场），以及愈益大行其道的私人管理公共空间（如利东街）以外，香港最重要的非正规公共空间。[6]墟市作为城市共同体的一种典型，实可对资产拥有民主制带来更多元开放的想像。

附注：

[1]        Rawls, J. （2001).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2]        参阅White, S. （2014). “Property-Owning Democracy and Republican Citizenship” in O’Neill, M. and Williamson, T. （eds.) Property-Owning Democracy: Rawls and Beyond. Oxford: Backwell.

[3]         Levine, P. （2011). “Seeing Like a Citizen: The Contributions of Elinor Ostrom to 'Civic Studies'". The Good Society, 20,1: 3-14.

[4]        参阅Hess, C. and Ostrom, E. （2006).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as a Common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Boston: MIT Press.

[5]        另见邹崇铭：“从弹性累积、垄断租值到城市共同体”。香港：01哲学，2016年11月1日。

[6]        参阅邹崇铭、黄英琦、梁志远、龙子维编：《再造香港：从社会创新到参与规划》。香港：印象文字，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