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从弹性累积、垄断租值到城市共同体

执笔之际，正值大卫．哈维的八十一岁生辰。

多得《01哲学》的编辑朋友提起（编按：【Event】哈维：在城市里抗争 (10/31)略写了哈维的学说），我在一年前赶上哈维的八十大寿，曾出版了《流动、掠夺与抗争：大卫．哈维对资本主义的地理批判》（台北：南方家园，2015）一书。可惜的是，似乎出于市场操作的问题，这书出版后便仿佛石沉大海，并没有牵起预期中的回响。今天希望趁著这个机会，倒不是要为自己卖不出的著作“平反”，只是想补充早前写作时的一些遗漏。

或许更确切地说，那其实是一个刻意的遗漏，见诸书中“延伸阅读三、弹性累积”。众所周知，在哈维最广为传诵的代表作《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1989)中，“时空压缩”(time space compression)和“弹性累积”(flexible accumulation)乃是最被广泛引用的概念。[1]但问题是，自2003年之后的晚期作品，哈维已鲜有使用“弹性累积”一词，它的地位早被“掠夺性累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所取代。

因此我在《流动、掠夺与抗争》中，遂决定只采用较少篇幅介绍“弹性累积”的概念，包括《叛逆的城市》(Rebel Cities，2012) (2012)一书中，一篇名为〈The Rent of Art: Globalization,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的相关文章。[2]现时回看，这个决定未免太过低估了“弹性累积”、“垄断租值”和“城市共同体”这些观点的时代意义。

[1]     利用google scholar的统计，《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1989）曾被引用多逾2.1万次。

[2]     这篇文章最早出版于2002年：David Harvey,  "The Rent of Art: Globalization,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Socialist Register, volume 38, 2002. 文中已并无直接使用”flexible accumulation”的概念。

“集体象征资本”(collective symbolic capital)

哈维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不少文化产品之所以弥足珍贵，主要由于它们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套用一个简单不过的本土例子：港产片正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它曾形成闻名全球的文化产业，不少香港电影人皆能扬威海外。与此同时，这个文化产业也和我们的城市空间唇齿相依，没有香港的地道市井文化为基础，也就孕育不出港产片的辉煌历史。

反过来说，港产片的全盛期早已远去，但相关的集体回忆却长期保留下来。例如无论是来自大陆或海外的游客，说穿了都是“吃港产片奶水”长大的，对（电影投射出来的）香港拥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因此赴港旅游的客源才会源源不绝。港产片立足本土文化而名扬四海，继后香港则继续吃港产片的老本。

这到底是属于谁人的功劳呢？对哈维来说，这显然是一种集体创造出来的共同价值，是世世代代香港电影人、甚至是普罗香港人共同创造出来的。与此同时，由于它是一种无形的象征价值，因此尽管蕴涵著庞大的商业潜力，却又很难将拥有权清晰界定，因此应称之为“集体象征资本”。

“垄断租值”（monopoly rent）

一旦当我们的社会迈进了后工业阶段，已再难通过制造业大规模生产进行资本累积，文化产业和城市空间遂成为崭新的累积工具，旅游业则自然成为所有后工业城市、包括香港的重要收入来源。问题只是在于：港产片本身已经不再赚钱了，倒是本土文化作为一种集体象征资本，仍能被资本家挪用作赚钱的商品。旅游业、航空业、酒店业、饮食及零售业大赚特赚，正是由于它们能“圈定”(enclose)独一无二的本土文化，搾取收益可观的“垄断租值”。

这不禁令我想起开业不久的澳门新濠影汇，一个号称结合剧院、制片场、商场和赌场的娱乐渡假区，还请来了美国电影泰斗马田·史高西斯和罗拔·迪尼路等，专门为它拍了一出开幕电影──便刚好亦是套用了同样的资本逻辑，分别在于它挪用的是美国电影文化资源，而且是通过明卖明买的方式来挪用。

“城市共同体”（urban commons）

上述皆已是后工业城市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但哈维对此提出的洞见却在于：城市空间和文化产业一旦被商品化，自然会吸引更多资本家闻风而至，与地方政府和统治精英合谋，令大量连锁酒店、商场和名牌店进驻，又或争办奇观和盛事如奥运会或博览会之类，从而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直到城市独一无二的特质被磨平殆尽为至──哈维借巴塞罗那都市更新的所谓“成功”经验指出，那最终可能只是一个“迪士尼化”(Disneyfication)的过程。

哈维的关注焦点乃是：当集体象征资本一旦被圈定、大规模被挪用甚或滥用作赚钱工具，最终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由此哈维遂引入“城市共同体”的概念，试图指出由于城市空间和文化产业的集体属性，意味著它很难百分百被圈定和商品化；就算资本家真能彻底将它圈定，其原来的独特性也会随之同步消失，最终只会令所有人皆成为输家──大可设想油麻地的庙街被财团收购，把它改造成一个主题公园！

而最为重要的是，文化产业和城市空间被过度商品化蚕食，势必引发地方上的社区成员强烈抗争，激起在地社群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反应。因此搾取收益可观的“垄断租值”的过程，同时亦将必引发共同体各成员的互动角力，力图争夺对“文化遗产”、“集体回忆”等的诠释权。过程中政府往往扮演著（显然并非公正的）仲裁者角色，但同样不容忽视貌似中立的学者的角色。

“共同体悲剧”（tragedy of commons）？

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会以“共同体悲剧”为由，指出城市空间乃是稀缺资源，使用人数增加至某水平便会出现“挤塞”（congestion），“杂”和“乱”乃是现实中相当普遍的现象。因此必须藉著私有产权的清晰界定，方能达至资源的更好维护和有效运用。问题是经济学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片面看到“挤塞”带来的负面社会成本，却看不到它所带来的“旺”和“盛”，其实是极为重要的正面社会效应。私有化作为将社会成本内化的过程，亦往往将城市空间的多元开放性同时消灭，也就是要把婴儿和污水一并倒掉！

按同样逻辑，主流经济学家主张亦知识产权的私有化，以避免文化产品的过度复制和使用。但对于文化产业来说，知识产权的过渡清晰界定，却意味传播的障碍和创意的丧失。文化产品的正面社会效应（或经济学家所称的“动态界外效应,  dynamic externalities）[3]被内化，其原有的社会文化教育价值亦大幅削弱，文化产业本身亦难再维持原有的创新活力。近年港产片的江河日下，与电影工业本身的内在结构问题同样密不可分。

然而，正如哈维在〈The Rent of Art〉一文中，如此总结道：“尽管共同体并非商品，即使它必定不能被完全圈定，也总会被拿来作市场交易之用。一个城市特定的地方气质和魅力，乃是市民集体创造的成果，而资本则试图从中谋取垄断租值。通过日常活动和各类集体行动，个体或社群创造了城市的社会世界，并创造了某种集体生活的共同体框架。它被过渡滥用会变得劣质化和平庸化，但地方上的文化创意却不会被消灭。”

主流经济学家的论述归论述，但现实却总是以出人意表的方式呈现。

[3]  参阅邹崇铭、韩江雪、易汶健：《以银为本：染评香港的产业及人口政策》。（香港：印象文字，2014)。在此从略。

后话

上文除了旨在回顾哈维的部分学说，亦展现了其对现实的重大参照价值。毋庸讳言，哈维不少著述皆艰涩难读，往往令读者迷失在语言的迷宫中（上述文章倒算是个例外）。唯一旦能跳出这个迷宫外望，则哈维却又能为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带来异常“埋身”、异常“贴地”的洞见。这正是其著作让人著迷──同时亦令人讨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