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三大家影响 - EP54
在评述经典大师对后世学人的影响时，有三个常被使用的隐喻(metapor)。一个隐喻是“树”，在其中经典大师构成了“根”，一个根茎会生出许多枝杈，结出不同果实，大师对后学是“一对多”的关系；一个隐喻是“河”，经典大师就是源头活水，但在不同的地方会汇聚成流，大师对后学是“多对一”的关系；还有一个隐喻则是“网”，大师们构成了这张学术之网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在他们前后都有复杂的延伸，这里大师对后学是“多对多”的关系。三种隐喻的侧重点与简化程度是明显不同的。方便起见，本文主要采用第一种评述风格。
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大概是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思生前就见证了“马克思主义”(Marxism)的诞生，尽管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某些“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对他的概括。而在马克思去世后，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与“马克思主义者”蔚为大观，在政治与学术领域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暂且抛开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实践不谈，马克思在学术界的影响著重体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些学说经常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简称为“西马”。“西马”的学者们有著极为不同的学术背景，他们将马克思的学说与自身的学术传统结合，催生了“结构马克思主义”(Structural Marxism)、“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Psychoanalytic Marxism)、“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Existentialist Marxism)、马克思女性主义(Marxist Feminism)等学术派别。
在统称为“西马”的松散阵营中，“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最负盛名，并在哲学、文化研究、社会理论、政治学等领域影响深远。其代表人物包括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等。法兰克福学派延续了马克思的批判风格，从文化、传媒、科技等角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即便到了冠名为“后现代”(postmodern)的一系列思潮中，马克思仍然是灵感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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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
与马克思相比，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信徒没有那么广泛的分布，但其学说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则是无可撼动的。尽管社会学内流派众多，但如果要说社会学研究存在一种主流“范式”(paradigm)的话，涂尔干无疑就是这一范式的代表。涂尔干凭借对于方法的系统论述，以及关于自杀等问题的具体研究，将带有强烈“实证主义”(potivism)色彩的社会学变成了现实。他为社会学赋予的实证主义风格，通过美国社会学界而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在世界社会（科）学界长期占据主导位置。强调方法的科学性、重视经验证据(empirical evidence)、突出社会因素的影响、将社会当作客观之物来进行研究，等等，这些在涂尔干的著作中一再被强调的，至今仍然构成社会学的主流共识。
除了在社会学界的影响，涂尔干的功能主义学说通过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等人的阐释而在人类学界形成重要理论派别。此外，涂尔干创立了社会学的“年鉴学派”（又称“法国社会学学派”或“涂尔干学派”），其影响通过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等人而进入历史学，为历史学中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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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
在社会学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经常被视为所谓“理解社会学”(interpretive Sociology)的代表，其研究取向和马克思与涂尔干都有明显不同。韦伯的方法论特征，在于突出社会生活与物理世界的不同，强调对行动个体的把握与对主观意义的理解。这一路径通过学者舒茨(Alfred Schutz)等人的阐发而形成了“现象学社会学”(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现象学社会学从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入手，展开对于主体意义世界的探讨，可以被视为对韦伯“理解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传统构成了社会学中与实证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风格迥异的重要力量，从而形塑了学科内部的张力，激发对人类行为更为丰富的认识。
但是，所谓“理解社会学”还只是韦伯思想的冰山一角。他在社会（科）学中更重要的影响，还体现在他对于宗教、官僚制、权威、社会分层、法律等领域的研究中，所提出的大量深刻命题与理论概念。对“韦伯论题”(the Weber thesis)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讨论激发了大量横跨人文社科的成果，这作为一个例子可以体现韦伯思想历久弥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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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后人在整理学术大师的遗产时，经常会困惑于大师的多面性，有时候甚至会被他们“崭新”的一面震惊。比如，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被发现后，许多人陷入了关于“早期马克思”与“成熟时期马克思”关系问题的讨论。涂尔干向来被视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开创者，可是他著作中随处可见的道德与情感议题，又让人觉得他如此“人文”，没有个“科学家”的形象。而以探讨文化意义著称的韦伯，对制度、法律这些“硬体”的重视似乎一点也不逊于马克思。他们的影响，就如同他们的作品，寥寥几笔只能勾勒出一个基本的线条，牺牲掉的则是更多的面向。那些无法被化约的灵魂与血肉，大概只有通过原著的研读才能领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