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实力”引发争议　折射中美不同观念

中美竞争近年成为国际关系一大主轴，相关研究汗牛充栋。美国国际关系杂志《外交》（Foreign Affairs）早前便刊出两篇探讨“锐实力”的论文，由于文章对中俄这两个威权主义强国的评价比较负面，质疑对方操控国外舆论，难免引起一些争议。

第一篇文章题为《锐实力的含义：专制国家如何发挥影响力》，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及路德维格（Jessica Ludwig）撰写。他们指出，中国透过设立孔子学院、发展网络遍布全球的媒体企业及教育计划，意在收编及操纵媒体、学界及政策制订团体。两人认为其他国家必须掀出中国发挥“锐实力”的渠道，同时更坚定推进自己相信的价值。

美国权威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说得更清楚，他在《锐实力如何威胁软实力：回应威权主义影响的正确及错误方法》一文中表示，北京透过新或旧的工具，利用本身具限制性的体制和民主社会之间开放度的不对称（asymmetry of openness），影响全球公众的观感和行为。对于中国的“锐实力”，他认为西方不应过度回应，否则会削弱民主政体的真正优势──软实力，“如果把自己降至和敌人一样诉诸锐实力的层次，民主国家只会挥霍掉自己的关键优势。”

这场有关“锐实力”的讨论，自然引发中国舆论反驳，认为这反映西方的“对抗思维”，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此前“和实力”的说法，也再次被引到台前作为回应，意指中国在国际场合运用的是“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和平牌”。归根结底，这场围绕中国对外策略的争议，其根本仍是中西冲突的价值观。

对植根于一神论、相信真理只有一个、惯于以“非黑即白”二元思维看待世界的西方文明而言，接受与自己全然不同的体系诚非易事。倘若有一文明或一国，遵行与自己全然不同的认知体系，却仍旧获得巨大成功，更会被视之为对自己价值观的否定。

除此之外，对于自己所珍视和深信的事物、思想或体制，西方文明也认为有义务将之推广给全世界。在此之上，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更被视为放诸四海皆准。

相比西方，中国讲求的是植根于儒家“中庸”、“君子和而不同”的认知体系──“我可以跟你不一样，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合作”。其实早在1950年代初，已故总理周恩来便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获世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围绕“锐实力”的争议不太可能完全平息，部份原因是西方对中国崛起心存忧虑，担心自身体制的吸引力会下降，同时也因为中国日盛的国力以及其迥异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正在改变西方对政治、对国际秩序、乃至对文明本身的认知。

随着中国国际角色进一步加重，其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也会愈来愈来受到关注，这种争论也只会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