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翻译】《外交》：锐实力的含意　专制国家如何发挥影响力

“软实力”一词在政治学上，已成为一个概括一切非军事“硬实力”的实力的词语。根据约瑟夫奈（Joseph Nye）最初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是它的压迫能力，亦即一种军事及经济实力演变出来的功能为基础。相反，软实力则讲求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思想、政策及一个活跃兼独立的公民社会所带来的正面观感，所带出的吸引力而产生。

就在冷战时代慢慢过去后，民主国家的分析员、传媒工作及政策制定者都开始以“软实力”的视觉，检视专制国家发挥影响力的方法，当中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可是他们部份发挥影响力的技巧，即使不是公开压逼的那种硬，但这些技巧也不能算是软的。

与一些盛行的分析不同，美国学者库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在著作《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中指，北京和莫斯科政府在媒体界、文化界、智库界、学界动用影响力的做法并不是在展示其“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中俄的做法亦非在“拓阔讨论空间”或“分享其他想法”，这甚至与吸引力或说服力无关，其核心目标是要分散注意力及操纵舆论。这些强大及具野心的专制政权，在国内已经有系统地压制政治多元化及言论自由，现在他们将相同原则应用到国际层面上。

在过去十年，中国在改造全世界对华观感及公共言论上，已花费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中国政府在改造过程上更动用了多种工具，包括以千人次计平民交流，不同的文化活动，发展网络遍布全球的媒体企业及教育计划。当中最为瞩目的是正不断扩张的孔子学院。这些学院因他们在西方大学校园运作方式不透明，因此极具争议。美国大学教授联盟在2014年曾发表一份声明，指孔子学院“以中国政府的延伸的形式运作，并获准无视学术自由”。

在相若时间段内，俄罗斯政府亦加快改造全世界对俄观感及公共言论上的步伐。在2000年代中段，克里姆林宫开设环球电视网络《RT》，建立操作网上言论的空间，增加对与政府相关政策机构的支持，并在网上及现实世界罗织了一个以令国际舆论调向有利己方为目标的强力网络。

俄罗斯及中国其实也有部份活动完全可落入正常的公共外交范畴中，那些传统歌舞表演就是一例，但他们政制的本质窒碍了这些努力。以中国为例，教育及文化的倡议伴随着垄断思想，压制不同说法及剥削合作伙伴的专制做法。以孔子学院为例，它声称与德国歌德学院及法国文化协会类似，但他们与中国国家汉办关系密切。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国的大学校园植根后，已被揭露出他们以财政力量、自我审查的压力等方式令那些大学的学术自由受威胁。这类压力在未来更可能继续上升，因为“习近平思想”，亦即习近平的世界观已经入宪，现已无需怀疑此政权将会如何收紧公共言论空间。

至于实力较弱及较贫穷的俄罗斯，其统治者似乎满足于其窃盗政权（Kleptocratic regime）的言论份量与民主国家平起平坐，作为国际社会正常一员的状况。据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Lilia Shevtsova）刊登于《Journal of Democracy》的观察指，“对克宫来说，思想是工具，如果一项行动是必需的，就自然会有思想为行动正名。”她又认为“一个原子化的人会对此感到混乱，并会认为一切都是相对及流动的。所以其宣传机器可以指‘俄罗斯价值与欧洲价值相近，我们属于同一文明’，但之后他们可以指西方是俄罗斯的敌人。”

在起始阶段，其实很多观察者将俄罗斯及中国为增加国际影响力而建造现代及复杂工具的努力轻轻带过。2010年一名分析员在《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就指俄罗斯当时的野心“毋须再拥有如《今日俄罗斯》般的尖锐宣传工具”，因为“在苏联解体后，已经再没有思想要宣传”。同年《华盛顿邮报》就指，中国的挫败间有一台过于庞大，且迂回曲折的机器。

必须承认的是，专制政权的电视台及网上计划，最初的确是过份做作及不统一，不被重视无可厚非。但今日情况已经不同，全球各民主政制必须认清此事实。

输出专制主义

那些对专制政权左右意见活动的蔑视，最终陷于一种危险的自满，让政权透过不断尝试，发展出一套更能发挥影响力的工具。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利用一非常明显的不对称状况：在超全球化的年代，俄罗斯及中国提高了国外政治及文化影响力进入国内的壁垒，但同一时间利用了民主政制的开放。

莫斯科和北京的调整是有序及有系统的。俄国官员确定他们不必说服世界，他们的专制制度是吸引的，相反他们明白可透过令民主更不吸引来达到目的。前主播沃尔（Liz Wahl）在离开《RT》后就指，“在《RT》工作一会后，你就了解如何控制故事，及学会如何以老板偏好的角度解读题目。”沃尔又指“你来到就会明白这些故事一定要符合一个基本原则：让美国及西方出丑。只要你做了，就能令俄罗斯相对上显得更好。”俄罗斯制造资讯的能力让他们形成对民主大国，包括美国及主要欧盟国家，及民主制度背后的思想不停歇及多方位的攻击。

中国同一时间大幅扩充自身在环球层面的经济及商业利益，它的政府利用它用作发挥影响力的计划，尽可能掩盖或压制中国境外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根据我们机构及智库伙伴的分析，北京的做法包括收编及操纵，而他们的目标是媒体、学界及政策制定的团体。中国在民主国家尝试渗透各有可能损害中共利益的机构，制造更多不利反抗的因素。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的做法有不同，但两个模型其实都是源自国家权力凌驾于个人自由的思想，而这亦从基本上与言论自由、开放讨论和独立思想敌对。

观察者不应再视莫斯科和北京的行为为“软实力”。正确来说，它们更应是“锐实力”。

专制政权发挥影响力的行为之所以是“锐”，因为他们刺穿、捅破目标国家的政治及资讯环境。在现今专制国家及民主国家的无情竞争中，专制政权的“锐实力”伎俩应被视为他们在竞争中的最前线。这些政权不一定要如“软实力”般“赢取民心”，但他们肯定正寻求方法让受众收到他们操控过的信息。

“锐实力”亦让专制政权切入社会的核心，煽动及扩大社会的分歧。俄罗斯特别专长于利用民主国家内的分歧，例于在中东欧国家宣扬对欧盟及北约不利的说法。与“硬实力”不一样，“锐实力”总是带着一丝隐密。在民主政制开放的政治及经济环境，专制政权的“锐实力”往往难以察觉，这代表目标民主政体会对问题后知后觉。

“锐实力”一词包含了专制政权所发放的恶意及侵略本质，与以“吸引力”为本位的“软实力”相去甚远。有了“锐实力”，专制政体欠吸引力的价值观（包括提倡单一权力独裁、由上至下的管治、审查、强逼而来的忠诚）就能向外扩张，而那些受影响的就成了如受害者般的受众。

无法抗衡？

北京和莫斯科的决策者有政治能量去建立起他们发挥影响力的机器。相对来说，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似乎在思想层面上已放弃竞争。民主国家未能快速摆脱冷战结束至2000年代中产生的假设。该假设认为那些压迫性政权会无可避免地改变并融合至民主政制之中，但经全球化加速及融合程度加深后，那些专制政权仍然屹立不倒， 而他们渗透民主国家政治与媒体空间的能力与日俱增。这些专政计划是全球性的，在各大洲的民主国家引起翻天覆地变化。

民主国家面对“锐实力”的自满，反映出他们对“软实力”模式的依赖。这个自冷战结束后就起用的概念性字眼，似乎已无法满足现今世道所需。直至民主国家就专制国家的影响力达成共识前，他们将不能对“锐实力”作出有效的反击。

这些专制政权的目的其实可从他们国内的政治及媒体生态看出。北京及莫斯科政府一直有系统地压制、抹黑及封杀异见者，用舖天盖地的宣传攻势蒙蔽国民，并统战具独立声音的机构及发声渠道，以维持一种多元、开放及现代的表象。实际上对最高层的拥权者来说，利用琳瑯满目的内容可令消费者无法得知政权不会容忍任何异见者。在中国的例子来看，一个复杂的操纵网络系统能压制及解决任何政治思想或集体行动，同时又能让普通人感到自己能在不同议题畅所欲言。他们亦将这套做法输出到民主世界中，例如北京要求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及新闻机构审查自己的内容，同时希望国际社会亦采取相同做法。

那些将以上行为定义为莫斯科和北京提升“软实力”的人，正忽略了他们正带来的危险。如果专制政权的作为是要提升他们的国际形象，那他们的做法就一定是失败的，因为他们的形象实际上在民主国家的形象没有变好。就算有好转，他们也没有对民主国家构成威胁。

不幸地，专制政权正以另一种方式运用自己的权力，而这权力与他们在国内统治的政治价值观密不可分。正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即将推出的报告内容指出，专制政权的公共外交与民主国家所理解的不一样，他们追求一个带恶意的目标，通常此目标都与操弄资讯及审查外部资讯有关。

要应对专制国家“锐实力”带来的挑战，其他国家需要一个多方位的回应，当中需包括掀出中国及俄罗斯发挥其“锐实力”的渠道。而这些渠道则包括以商业媒体及基层组织掩盖国家计划，或利用地方人士成为他国宣传机器。要应对这种威胁，民主国家一方面需令自己对这些恶意影响力免疫，另一方面亦需更坚定地推进自己所相信的价值。

原文刊于《外交》（Foreign Affairs）国际关系杂志，原作者为美国民主基金会的学者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和路德维克（Jessica Ludw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