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挑战 | 疫情常态化后　中共亟待重建经济社会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党举行。

这是一次规格极高、极为引人关注的大会。会议由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做长篇讲话，总理李克强主持，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宣读主席令，主抓中共党务、意识形态并负责书记处常务工作的王沪宁宣读表彰决定，汪洋、赵乐际、韩正，和有“第八常委”之称的王岐山出席。

会议根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另有186名个人、150个中共基层阻止被授予荣誉称号，14名牺牲在防疫一线的共产党员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钟南山等代表受表彰个人和集体发言。

回顾新冠疫情爆发三年来的经历，那绝对是属于中国人的高光时刻。

当年2月初，新冠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迅速向全国扩散，后又不断穿透国家与洲际边界。在人们对病毒认识还极为有限，所有人谈新冠变色的情况下，中国通过严厉封城、一省帮一市、集中全国医护资源救援等防疫举措，打响了防止疫情传播的“总体战 阻击战”，通过中国人所熟悉的“人民战争”的模式，在经历过初期的慌乱后，迅速阻断了疫情传播，取得了防疫战争的伟大胜利。彼时，欧美因为疫情防控无力，正深陷病毒灾难的泥滩，每天天文数字般的感染与死亡比例，不仅成为普通民众的人道灾难，也使西方制度与自由主义文化颜面丧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习近平在大会讲话中讲到。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决心，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用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又接连打了几场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歼灭战，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在此基础上，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抓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习近平总结说。

习近平讲话在人民大会堂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取得的成绩，极大激发了中国人的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人们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中美对抗持续加剧、对西方制度批判成为显学、中国传统文化与整体自信不断回归、中国共产党亟需向世界展现它在新时代的使命担当与领导能力的态势下，这场来之不易的巨大胜利可谓恰到好处。

然而，问题与挑战也随之而来，而且随着疫情与防控持续，随着全国绝大多数国家陆续放开管控，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经济每况愈下，相关防疫路线也遭到越来越普遍而强烈的社会质疑与反弹压力。

宏观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2021年10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总体经济形势给出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总体判断。

2022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才刚提出“要根据病毒变异和传播的新特点，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仅仅几天后，5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又召开专门会议，提出“我们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要深刻、完整、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从8个月前总结表彰会上的万众一心，到8个月后把“动态清零”的防疫路线提到“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高度，对全党认识和执行“动态清零”路线做出严厉要求，并且三令五申，要求全党“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这期间的变化落差不能不引起关注，它折射出不仅在社会大众层面，甚至在中共内部可能都已经出现了不小的迷茫与质疑声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除了各地不顾基本民生需求与生产需要，层层加码、一刀切防控导致的群情激愤，每个人从日常生活即可感的迅速变差的经济运行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计，在疫情防控还不太严厉、社会人员与物资流通总体还算顺畅的2021年，全国企业注销就达到了349.1万户，个体工商户注销961.9万户。

进入2022年，因为疫情叠加外部冲击，尤其是上一年政府体系对多个市场不合时宜的连续重拳出击，经济情况迅速恶化。根据清华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仅在2022年上半年，全国一共有46万家公司宣布倒闭，一共有310万左右的个体工商户注销。

大量市场主体倒闭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活力迅速下降，失业人口暴增，居民个人与家庭收入下降，社会对未来预期进一步转弱。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前8个月，全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4%，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大量因失业返乡的农民工以及“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2022年全中国的大学生毕业人数达到了1076万人，历史首次突破千万大关，有数据显示，截至8月，大学生实际总体结业率还不到20%，这就意味着，仅仅是大学毕业生就产生了近800万失业人口。

另外，统计数据还显示，8月份，不包括新毕业大学生，全国16-24岁年轻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8.7%，这个数字虽然比7月下降1.2个百分点，但是仍然居于全球前列，甚至比陷入战争被制裁的俄罗斯都高。

年轻人，大学生，从来都是引发社会变革最激进的力量，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无一不证明了大量年轻人失业的危险性。中国城乡二元制结构与较高的家庭积蓄，从总体上消化了不少失业人口，减缓了社会矛盾，但是如果经济长期下行，趋势得不到有效改善，随着家庭积蓄被耗光，年轻人的挫折感上升，必然会引发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

经济活力下降还体现在其它一些宏观数据上。根据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8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59.51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12.2%，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2个和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6.46万亿元，同比增长6.1%，增速比上月末低0.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1.9个百分点。

但另一方面，社会融资数据方面，8月居民户贷款4580亿元，同比减少1175亿元。其中居民户短期贷款1922亿元，同比多增426亿元，居民户中长期贷款2658亿元，同比减少1601亿元。中长期贷款萎靡，显示出居民贷款结构并未好转，预示着房地产市场仍待进一步提振。

企事业单位贷款方面，8月企事业单位贷款8750亿元，同比多增1787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短期贷款-121亿元，同比少减1028亿元，企事业单位中长期贷款7353亿元，同比多增2138亿元，表明企事业单位贷款结构有所修复。但需要注意的是，贷款增长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和地方融资平台，这就又说明了一个实际上这些年一直在持续发展，但是却已经在国内被打上了“政治不正确”标签的国进民退问题，实际上，但凡实事求是地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都知道民企对中国经济民生的意义，民企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即代表着中国的经济活力，无论在税收、就业、业态分布还是与人民日常生活的关联性维度，民企活力下降往往就就是经济活力下降。

从社融-M2增速总体来看，8月末社融-M2的同比增速为-1.7%，较上期进一步扩大0.4个百分点。社融扩张速度明显弱于货币扩张速度，预示着信贷需求和货币宽松存在一定错配，企业家不敢不愿投资，消费者不愿消费，金融市场资金空转现象并未好转。

财政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

经济运行变差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财政收支出现严重失衡。

根据官方统计，2022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5221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3.3%，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10.2%。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7663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1.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12.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57558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4.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7.9%。全国税收收入85564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0.9%，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14.8%。公共预算支出方面，上半年12888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9%。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563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25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9%。

在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上，2022年上半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7968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8.4%。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89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2%；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26070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9.7%。上半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5482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1.5%。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204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倍；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关支出5278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9.5%。

一边是10%-30%左右的财政预算收入下降，一边是将近6%-30%左右的支出增长，这样的财政状况怎么长期持续？

中国是一个“大政府”国家，政府承担着大量社会管理事务，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特别随着进入新时代后，全面强化了中共的全面领导地位，提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随着党强化对大量日常事务的领导，一些原本由社会公益组织负担的社会服务功能向政府转移，硬性财政支出这些年一直在大幅增加。在经济良性运转，经济与财政收入保持一定增速的情况下，问题并不会暴露，但是一旦经济失速，财政收入跟不上支出速度，问题就会立刻暴露。

这就可以解释现在不仅内地很多地方财政揭不开锅，沿海发达地区的财政也同样入不敷出，一些地方连维持“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都出现困难。

2022年1月13日，位于中国东北的鹤岗市人大召开会议，批准了《关于鹤岗市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报告显示，鹤岗市地方债务余额当时257亿元，系统内债务110.9亿元，隐性债务146.1亿元，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展期、置换、使用化债周转金等措施，解决债务还本支出13.2亿元，债务付息支出9.3亿元。而2021年，鹤岗市公共一般预算收入为13.9亿元。也就是说，债务余额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9.5倍，鹤岗市财力不足根本无法支付到期的债务性付息资金，政府履约出现问题。

如果说鹤岗是一个东北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债务困境随着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变化有其特殊性，那么北京市通州区下辖某镇在法院判决败诉，依法必须偿还某民营企业近一亿元欠款却无力偿还的案例，则折射出即便在北京这样一般人印象中财大气粗的首都，至少在区以下财政层面，也陷入了政府因财政困难而不得不违约乃至违法的恶劣情况。

另一个引人注意的案例发生在贵州。2022年8月25日，财政部引发《支持贵州加快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奋力闯出高质量发展新路的实施方案》（财预〔2022〕114号）的通知，通知除了提出要加大对贵州财政资金支持力度，还就支持贵州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做出包括积极增强化债能力、稳妥降低债务风险、科学安排新增政府债券等三项安排。通知表示要研究支持贵州高风险地区开展降低债务风险等级试点，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在落实地方政府化债责任和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允许融资平台公司在与金融机构协商的基础上采取适当展期、债务重组等方式维持资金周转，降低债务利息成本。

从官方与公共舆论层面，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包括贵州在内的任何一个省级政府传出过政府违约新闻，但是财政部这个言语晦涩的通知，还是折射出了即便在一些省级财政层面，也不得不通过债务展期、债务重组等维持周转。

严峻的经济局面与不断加大的财政压力，促使主要负责经济社会运行的国务院系统不断加大对经济运转的督察力度。2022年5月25日、7月7日、8月16日，国务院连续召开了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等专题会议，要求各地方政府要发挥稳经济关键支撑作用，落实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挖掘自身政策潜力，保市场主体激发活力，各省要坚持政府过紧日子，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保持财政收支平衡，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社会信心面临严峻挑战

现代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预期经济，人们对未来预期的好坏，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经济未来，还能影响到当下的经济运行状态。这个预期就是信心。

然而，当下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连续三年的疫情影响与严厉管控，尤其是一些地方不顾民众基本生活与生产需要采取的层层加码、一刀切等粗暴防疫措施不仅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运行，使人们普遍感受到的日常生活场景趋向萧条，很多民众的收入与生活质量下降，个人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很多人因为这些管控措施，对整体社会未来的信心也遭受到重创。

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随着以疫情防控为表象的管制力量不断加强，对政治正确和秩序的追求不断强化，科技又赋予了政府更多更高效的管制手段，因为对经济未来和个人空间不断收紧的焦虑，情绪激烈的抗争、消极的“躺平”、以及出于安全与个人自由诉求的“润学”似乎已经成为某些群体的人生选择。

在中国网络上，“清零”与“共存”两种路线之争、中西医之争和俄乌战争之争，已经成为三大“友尽”话题，而且是焦躁、最具对抗情绪的话题。在这个充满了撕裂与斗争语言的环境下，很多防疫专家的声音在消失。张文宏这位在武汉疫情期间声誉鹊起的防疫专家的音量正逐渐淡出网络视野，甚至连获得了“共和国勋章”的钟南山提议进行疫情防控创新尝试的科研文章也被禁止在自媒体平台传播。

2022年4月到5月，上海疫情期间，网络上一度兴起了一股唱《国际歌》的热潮。大概是因为这首共产主义歌曲有鼓动人们团结对抗的政治想象，在内地微博上曾出现一个视频，有一队警察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大门，以涉嫌播放《国际歌》为由，要对这家的夫妇进行传唤、调查。这家夫妇则表示，他们确实听到了《国际歌》的声音，但否认是自己放的，并且质疑警察，播放《国际歌》有错吗？当时的情绪演变，连一向以宣扬“极左”而饱受争议的“乌有之乡”也表示“国际歌不行?难道只能唱‘听我说，谢谢你’？”。

人们对经济民生与自由流动的渴望，看不到头的频繁的核酸检测，以及随时可能因疫情防控被限制自由的不确定性，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疫情防控产生抵触情绪。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普遍放开防控产生的“孤岛效应”，又对中国接下来如何进行疫情防控，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外部挑战。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经历上海封控之后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觉得这次静默带来的转折性意义，现在还远远看不出来。一般人只谈到经济冲击，经济冲击是其中一部分，但更大的是另外一些冲击。人是靠某种期望、对某些前景的信心活着的，群体中彼此之间有一种信任感，这种信任存在于公民与政府、个人与个人之间。现在这些纽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甚至引发了某种危机感。这种冲击带来的影响，我觉得到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心理意义上，都是一个大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点将会看得更明显。”

二十大后的中共如何完成经济社会与心理重建，怎么去面对这个最现实的挑战，这是一道必答题，且看执政者如何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