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任务清单 | 拼经济讲政治不对立　警惕“歪嘴和尚念歪经”

拼经济，还是讲政治，习惯于二元对立思维的人，在观察中国的时候，很容易落入二选一的“陷阱”之中。近年来就有不少人会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自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后的惯例，然而，近年这种情况有了改变，这句话很少出现在官方的文件里。而当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提“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要求”，受到广泛关注，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纠偏。

事实上，早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已经说的很明白：“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政治本色、一以贯之的实践逻辑”，“基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将其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来强调。但这绝不意味着只讲经济不讲政治，更不意味着讲政治要让位于抓经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身就是政治选择”。

按照中共的话述：“‘抓经济实在、讲政治缥缈’是错误认识”，这是对的；按照一般舆论的说法：“勿让拼经济让位于讲政治”，这也是硬的。那么，究竟如何理解？中国经济下行是由于“经济让位于政治”？

为何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改革开放后几十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中心。这个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不禁舆论界开始有人讨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否是新时代基本路线的中心。

也有统计，从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进入“6时代”后，五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仅在2018年提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余年份这一提法均不见提及。一直到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重新出现：“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并要求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新闻通稿全文25次提及“稳”。

有分析认为，之所以如此强调“稳”，是因为当前经济“不稳”。路透社表示，中共换届之年，“稳”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亦是个政治问题。

确实，在去（2021）年年底中央经济会议上做出了一些重要判断：重提“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要求”；再次强调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判断，这些都证明，中国经济正在承受极大增长压力。

中国经济形势的严峻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根据官方经济专家的说法，首先是疫情打击了需求，消费和投资受疫情影响较大，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个体工商户等到现在还处于大幅萎缩中。消费、投资数据都显示疲弱。其次，美国在供应链、市场和科技三个维度对中国进行限制和打压，造成供应链中断和供给短缺。

再次，西方特别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外溢效应，同国际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一起，引发了中国的输入型通胀，而国内煤电矛盾和拉闸限电也影响物价，冲击供给。最后，前一阶段对教培行业的大力整顿、强化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监管，也极大打击到了企业，企业担心打压资本，凡此种种，都造成了不确定性风险上升。此即所谓的“预期减弱”。

中国经济的实际疲软，不仅是经济专家包括官方学者的共识，也是社会的共识。中国2022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2.5%，二季度同比增长0.4%。这是一个低于预期的数据。要想完成全年GDP5.5%的经济增长目标，难度非常大。虽然相信4-5月份是中国宏观经济最黑暗的时候，相信也会是经济的底部，下半年中国经济肯定会爬出深坑，相对温和的复苏。但是，下半年经济增速要实现全年GDP5.5%的经济增长目标，很难。也就是说，今年可能是有史以来，中国首次未能完成经济增长目标，这将是一个标志性拐点。

更需关注经济中的反常之处

相比低迷的经济增速，真正让人警惕的应是目前中国经济数据中的诸多反常之处。随着这些反常之处的浮现，中国经济过去多年运行的规律似乎正在被打破，从而让人难以对经济前景形成清晰预期和较强信心。

中国明显偏低的进口增速、下游终端市场明显的通缩压力、国内生产行业少见的主动降库存、地产行业明显收紧的融资瓶颈、地产调控政策在供给方发力的不足、“流动性堰塞湖”的重现，都是当前经济运行偏离过去经验的反常之处。无需列举更多的经济反常之处就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明显偏离过去十多年的运行规律。

按照过去的经验，当经济面对当前这样的下行压力时，可以预期宏观政策会很快有力出手，有效托底经济，经济增速可以很快触底回升。但显然，现下就是不行。如果过去的经验不再成立，经济前景就难以预料，经济向好的预期就很难形成——这是当前各经济主体“预期偏弱”的核心原因。

其实，经济数据的低迷本来并不可怕。对中国这么一个储蓄丰厚、产能充足的国家来说，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很强。特别是在面临内需不足的情况时，宏观政策创造需求的空间很大。换言之，只要政策调控得当，可以很快消除当前宏观数据中的反常之处。但因为种种原因，当前宏观政策却好像始终不能针对主要矛盾采取恰当手段。这种宏观政策应对的反常之处，是经济数据中种种反常之处的更深层次原因。

当然，目前仍然可以期待，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反常之处可能只是疫情和其他一些特殊情况所造成的短期现象。正如2022年第1期的《瞭望》新闻周刊曾刊发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撰写的文章《稳定宏观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文中写：“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不把分兵把关变成只顾自己、不及其余，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起来造成负面效应；又要防止分解谬误，避免把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更不能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制定和实施政策，都要坚持系统观念和实践标准，遵循经济规律，以实践效果检验政策的成败优劣。”

这是对的，越是在复杂变化下，越需要不动如山，要“防止分解谬误”，要“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起来造成负面效应”，要秉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相信宏观政策最终能找到适合经济实际的方向和发力点，进而把国内经济稳定下来。但要把这种信心变成现实，还有待宏观政策的恰当施行。在那之前，市场将继续处在观望之中。

“讲政治”的“歪嘴和尚念歪经”

随着中共二十大临近，西方媒体开始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治下10年让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经济发展与社会控制两难 习近平要权不要钱？》之类的文章，在西方笔下，都提到一个现象：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来，不仅GDP增速，消费和投资增速在、企业营收、政府财政收入等都是下降的。特别是过去两年情况特殊，因受疫情打击，整体经济状况承压更甚。而这10年恰恰同习近平当政重叠。在西方舆论话述下，他们认为：这种时间上的重叠也表明，经济增速的下降同习采取的治理政策间有着显著的同步关系，即无论是反腐、强化党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还是抑制资本，都是以经济增速的下降为代价的。

有文章写道：无视经济冲击的连串改革举措，应归咎于中国政府内部缺乏横向联系。因为自习近平主政以来，一方面严厉打贪、整肃公务队伍，造成官员本位主义上升。官员只关注自己要达成的硬性指标，而不在乎其所衍生的经济冲击。另一方面，习近平“小组治国”的模式强调党的领导而弱化国务院体系，导致专精经济的技术官僚话语权不高，而党职干部又往往是政治考虑压过专业判断，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即指向“经济让位于政治”的“指控”。

但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对“中国奇迹”的解释，有将原因归结为改革开放以来朝向市场化和承认产权作用的体制转轨的；有认为源于在发挥市场制度配置资源作用的前提下，中国政府采取了与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各类政策，匹配了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保证了持续的技术扩散、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有将独特性归结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产生的有效激励结构，激发了各级政府自下而上的政策创新、市场保护和经济竞争……就如同盲人摸象，都说中了某一个部分。

遗憾的是，以上解释的视野更多集中于改革如何为中国高增长奇迹提供了有效的经济制度，而对保证有效制度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互动缺乏关注，导致在理解如何进行改革路径选择、构建有效的制度环境、防止权力机会主义、保障改革可信承诺方面缺乏理论支持，而这些对于“中国奇迹”的创造至关重要。这些其实都是“讲政治”，只不过都不是西方话说中所谓的“讲政治”。

此外，近年来经济学研究的进展表明，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国别经验，一个经济体一段时期的高增长并不少见，经济体之间长期经济绩效的差异并不主要取决于高增长，更取决于制度变迁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和秩序稳定性决定。

确实，从数据上看，自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主政以来，2012年开始下降到7%-8%区间徘徊，“7时代”持续了四年。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7%的新分水岭之下，2016进一步减速进入“6时代”，然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造成更大发展压力。姑且不说疫情造成的影响，原本中国在经过改革40年的高速发展后，经济内生的上升动能本身会减弱，这是经济发展规律。低增长，很可能成为习主政时期的一个常态，这是一个“新格局”，但这是经济周期论使然，原本所有经济体也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一些西方分析人士认为，中共一连串的整肃，政治目标明确，是为了“讲政治”，不惜短期经济利益受创。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这里最核心的是对“讲政治”的理解。西方舆论简单的将“讲政治” 异化为中央为了巩固权力。此“讲政治”非彼“讲政治”。

常年以来，在组织上强调加强党中央权威，强调“高级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是政治传统。但旨在通过机构改革减少干预、加强调控，在继续赋予地方人事、审批和资源控制权的同时，通过党政领导干部选任、编制、公务员制度、目标管理、分税制改革等强化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从严治党”是保障凝聚力与党内团结。在制度和机制层面进行党内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和反腐败，乃至于推进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与经营性公司脱钩，都是努力阻断一些人利用国家公器与民争利、与地方争利。这是“讲政治”，并非西方话述的“讲政治”。但显然，这个“讲政治”是为了经济运行的有序推进。

“讲政治”，不是文革中搞的极左政治，不是中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不是搞“阶级斗争为纲”，那些都是错误的。中国改革的整体目标，已经逐渐从经济总量增长，过渡到满足多样化的民众需求。不断扩大不同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处理日益多元复杂的利益诉求，逐渐形成了一个政党系统、人大和政协、行政系统、社会舆论等相结合的参与和回应体系。在这个复杂的体系当中，一定会出现错误的“讲政治”。这是必须警惕的。

反腐，对官员的政治考核和整治，并不是要各级官员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如何应付上面部署的各种政治任务和同僚之间的政治防范上，更不是要约束官员干事的积极性和创造空间。但过往确实已经出现了部分官员有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官僚系统的怠政和赖政出现了迹象，这些都会造成深远影响。

有的孤立、机械地看待“讲政治”，觉得“讲政治”就是“左”；也有的把“讲政治”挂在嘴上，台下依旧我行我素；还有的把“讲政治”当成“安全带”，必要时讲一讲，装装样子……如此“讲政治”，都是歪嘴和尚念歪经。

固然，“讲政治”和“拼经济”，本就不是一对对立概念，二元对立的谈两者，是狭隘的。但需警惕“讲政治”的“歪嘴和尚念歪经”。正如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给出了昏官、懒官、庸官、贪官四类人画像，把“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列在第一位，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