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水果大战・四｜郭铭杰：芒果禁令失败是因民进党早有准备

在两岸经贸交流中，水果一直扮演重要角色。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赴陆访问后，中国大陆便将菠萝（又称菠萝）、释迦（又称番荔枝）等15项台湾水果关税清零，2010年又进一步将34项农产品列入ECFA早期收获清单中免征关税，扩大台湾水果输陆规模。

但随着近年两岸互动紧张，水果贸易也愈发阴晴不定：2021年3月，中国大陆暂停输入台湾菠萝，同年9月轮到释迦和莲雾；2022年6月，中国大陆暂停输入台湾石斑鱼后，也禁止了台湾文旦柚；2023年6月释迦恢复输入，但8月陆方又转而禁止台湾芒果；2024年9月台湾文旦柚解禁，但同月25日起，中国大陆停止执行对原产于台湾的鲜水果、蔬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的免征进口关税政策。

而陆方政策的变动，其实关乎惠台背后的奖惩逻辑，但台湾历年大选结果，也无疑是对陆方的政策思维提出挑战。3月27日，“民主、外交与数位治理研究室”在台湾大学举办“两岸水果贸易政治小型学术研讨会”，邀请到致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弘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郭铭杰，两人分别从释迦与芒果案例出发，探讨两岸水果贸易背后的政经博弈。《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四篇，与读者共同回顾这场历时多年的“水果大战”，本篇为第四篇，聚焦2023年芒果禁令无效的关键原因。

民进党的事前布局

关于中国大陆的芒果禁令不仅没有促使芒果产区的选民惩罚民进党，反而还导致反扑，郭铭杰表示通过访谈各地官员与农民，团队发现原因其实是“预防性的出口转移”（Preventive Export Diversification）。

郭铭杰指出，有民进党执政县市的官员告诉团队，2018年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后，两岸水果贸易就出现一个现象：注册在国民党执政县市的贸易商，其产品会更容易输入大陆，如果是注册在民进党执政县市的贸易商，在入关时就容易面临贸易障碍。因此从那时候开始，民进党就已经在思考“转移出口”的操作。

郭铭杰也提到，有一位注册在民进党执政县市的贸易商，也在受访时告诉团队，自己在报关时被中国大陆海关告知，“反正我就是不会让你过”，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郭铭杰表示，以上种种，都让民进党执政县市的农业局官员开始探索替代方案，2021年菠萝禁令出台后，这个需求就更刻不容缓，也加速了相关进程。因此在2023年芒果禁令出台前，民进党其实就已开始寻找新的产销地。

郭铭杰说明，为了验证这个说法，团队也去查询台湾农业部的相关数据，发现从2018年到2022年，台湾销往中国大陆的芒果，从出口价值上来说，其实已从整体的30.57%占比降到1.51%；如果不用出口价值，而是用出口总量来估计，也是从40.40%降到3.82%。与此同时，销往日韩的量呈现增加趋势。这就是预防性的出口转移。

郭铭杰表示，也就是说2023年芒果禁令出台前，民进党执政县市在接收到在地农民与贸易商的抱怨后，其实已经开始辅导出口转移，因此芒果禁令出台后，其实根本没有打中民进党的要害。

至于会不会像菠萝一样，是因政府大量收购而缓冲伤害？郭铭杰提到，团队同时也观察了芒果禁令出台后，芒果在台湾内部市场的价格走势，发现整体呈现自然的季节性波动，与过去菠萝的震荡不同，所以并不存在政府大量收购的情况。

郭铭杰总结，虽然民进党宣称中国的芒果禁令意在介选，目的是打击民进党选情，但从选举的实际效果来看，这其实反而是在为民进党助选，至少在这9个“超级芒果产区”是如此。而背后的关键原因，就是各地农业局处其实已经事先辅导农民进行预防性的出口转移，因此禁令一出台，反而会促使选民肯定民进党政府、而非惩罚。

郭铭杰也提到，自己与团队的这份研究，跟过去的相关研究有三点不同。

第一，过去的相关研究都是聚焦中美贸易战，且是聚焦中美贸易战下的关税对于美国期中选举的影响，而自己与团队的这份研究，应该是第一份研究中国在美国以外地区的经贸政策工具、尤其是非关税贸易壁垒武器化后，如何影响选举。

第二，相较于中美贸易战相关研究下，中国的做法是有效的，也就是可以通过报复性关税降低共和党的政治支持，在台湾芒果的案例上，其实相关操作反而是失败的，甚至还帮助了原本不想帮助的民进党政府。

第三，当大国把贸易政策当成经济或政治工具来使用，小型经济实体其实也能先做预防性措施，来避免贸易依赖成为大国经济胁迫的途径，台湾芒果的案例就是如此，也就是以预防性的出口转移来发挥能动性。这可能也是过去学者在研究中美贸易战时没有发现的，因为美国的政党都强调市场，可能没有想过可以进行一些主导作为。

制裁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接着郭铭杰回答现场听众的提问。

提问一：中国大陆对台祭出芒果禁令后，内部有没有反对的声音，例如大陆民众是否觉得吃不到台湾芒果很可惜？

郭铭杰表示，一来这可能不是政策制定方的关注重点；二来如前所述，台湾芒果已经进行预防性的出口转移，所以对大陆市场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三来通过访谈团队也了解到另一个情况：如果台湾贸易商因为检疫理由而被大陆拒绝入关，这时候通常会有“神秘人士”前来联系，表示“我有办法让这批芒果销到大陆，你要不要半价卖给我”，而这似乎也与陆方海关的贪腐有关。

郭铭杰指出，对陆方相关获益者来说，这是低买高卖，利用非关税贸易壁垒所造成的价差赚一手；而对台湾贸易商来说，如果货进不去，自己还要负担转移货物到其他地方的运费或是被迫销毁，因此如果有人要出半价购买，对贸易商来说当然也是一个选项，而陆方内部厂商就可以再用原价在大陆市场销售。所以严格来说，禁令出台后，台湾芒果也不是完全没有管道能卖进大陆。

提问二：其实芒果不是第一个被中国大陆禁止输入的台湾水果，而释迦的案例已经显示，这种方式似乎在影响台湾选举上收效甚微，既然如此，中国大陆为何还要在2023年出台芒果禁令？且芒果的外销市场已经相对分散，并没有单一集中在中国大陆，为何陆方还要这么做？

郭铭杰表示，其实中国大陆为何持续这么做，可能只有相关决策者知道，但前面提到的海关存在中间人“可以半价帮台湾收农产销进大陆”的贪腐问题，或许也是相关问题无法上达天听的原因之一。而用胡萝卜当大棒结果导致反效果，或许相关决策者自己一开始也没想到，后续也不清楚政策的确切效果究竟如何，毕竟很多时候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提问三：中国大陆是如何判断，谁的水果要收、谁的水果不收？

郭铭杰说明，中国大陆主要是用贸易商注册所在县市来判断，因为水果外销一定会有大盘商来中间牵头，而大盘商会注册公司，注册地点就成为北京的判断依据，认为如果大盘商注册在屏东，那么收的应该就是屏东的水果，如果注册在台东，可能收的就是台东的水果。所以在菠萝释迦的案例中，中国大陆最后再开放的就只有台东，屏东虽然是台湾的菠萝释迦第二大产地，其注册商却没有被纳入第二次开放时的允许名单。整体来说，就是通过贸易商的注册地来判断。

提问四：经济制裁似乎一直成效不彰，不论是中国大陆对台湾、西方对俄罗斯、朝鲜，似乎都无法通过经济工具达到所要的政治目的，历史上有没有通过经济制裁成功推进政治目标的案例？

郭铭杰表示几乎没有，因为人们永远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永远都可以从制裁中找到漏洞，现在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如果真的要说，漏洞实在太多了；另外关键在于“机制”（mechanism），例如台湾芒果就是进行预防性的出口转移，减少对于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这就是一个可以规避制裁的方法。

郭铭杰提到，经济制裁要有效，可能只有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因为当时如果发动禁运与制裁，也就等于是宣战，基本上双方已经接近战争状态，因此这样的制裁会有效；但二战之后，经济制裁与军事行动就出现明显的分离，国家如果不想用战争解决问题，可能就会选择制裁，但这就会遇到集体行动的问题。

以台湾芒果为例，如果中国大陆能与所有可能购买台湾芒果的国家达成共识，大家一起禁止台湾芒果输入，可能就有办法堵住民进党政府的转移尝试。但现实上，各国除了政府要考量自己的国家利益，市场中也存在大量以商业利益为主的行为者，很难真的配合他国政府行动。因此要用经济胁迫、经济制裁的手段，来达到自己想要的政治目的，效果通常都很有限，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朝鲜问题六方会谈中，安理会对朝鲜有非常多的制裁，但最后都没什么效果，西方现在对俄罗斯的制裁当然也一样。

提问五：其实禁销台湾水果，是不是也对中国大陆具有经济上的好处，包括这些补贴台湾的钱就不用花了？这会不会也是北京决定禁销台湾水果的考量之一？

郭铭杰表示，这应该不是北京的考量重点。因为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台湾算是排在非常后面的贸易伙伴，所以才会进行长期的补贴政策，用让利的方式来讨好台湾选民。如果真的要讲贸易逆差，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地，中国有很多重要进口都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能源，因此从经贸占比来看，台湾对北京来说根本不是最主要角色，所以禁不禁销水果，并不会在经贸利益上有显著影响。或许也是因为如此，北京更能够把采购台湾水果当成政策工具，且也认为会有效。

不过郭铭杰也提到，自己与团队的研究是从回溯性投票的视角出发，完全没有讨论政党的影响，例如国民党支持者与泛蓝民众，也或许会因为水果禁令出台，而认为必须用选票惩罚民进党；民进党支持者则可能认为，应该更要支持民进党。因此从政治极化的视角出发，这些禁令可能也会产生政治极化的效果，这是当前研究没有处理的，也是自己与团队正准备进行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