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水果大战・一｜张弘远：惠台红利难让台湾农民支持统一

在两岸经贸交流中，水果一直扮演重要角色。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赴陆访问后，中国大陆便将菠萝（又称菠萝）、释迦（又称番荔枝）等15项台湾水果关税清零，2010年又进一步将34项农产品列入ECFA早期收获清单中免征关税，扩大台湾水果输陆规模。

但随着近年两岸互动紧张，水果贸易也愈发阴晴不定：2021年3月，中国大陆暂停输入台湾菠萝，同年9月轮到释迦和莲雾；2022年6月，中国大陆暂停输入台湾石斑鱼后，也禁止了台湾文旦柚；2023年6月释迦恢复输入，但8月陆方又转而禁止台湾芒果；2024年9月台湾文旦柚解禁，但同月25日起，中国大陆停止执行对原产于台湾的鲜水果、蔬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的免征进口关税政策。

而陆方政策的变动，其实关乎惠台背后的奖惩逻辑，但台湾历年大选结果，也无疑是对陆方的政策思维提出挑战。3月27日，“民主、外交与数位治理研究室”在台湾大学举办“两岸水果贸易政治小型学术研讨会”，邀请到致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弘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郭铭杰，两人分别从释迦与芒果案例出发，探讨两岸水果贸易背后的政经博弈。《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四篇，与读者共同回顾这场历时多年的“水果大战”，本篇为第一篇，聚焦释迦输陆的格局成形。

政经分离的台湾农民

张弘远首先回顾自己的研究缘起，表示自己最早是在2014年进行台商研究时，接触到了虱目鱼契作议题，“这是中国大陆对台统战工作中的政策红利补贴，北京之所以选择台南学甲这个地点，就是想在民进党执政基础相对稳固的台南，松动当地民众对于中共、中国大陆乃至统一议题的立场。”

张弘远指出，虱目鱼契作的操作架构非常简单，也就是选择虱目鱼做为补贴项目，向台湾进行大规模采购，并且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将红利输送到虱目鱼养殖户的手中，从而建立养殖户接受补贴，并与在地政商人物有所连结的脉络。“这些脉络也存在黑金挂钩，例如因为学甲88枪上新闻的王文宗，就是台南市虱目鱼养殖协会理事长。”总之这些操作的目的，是要影响当地养殖户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

张弘远接着聚焦释迦议题，指出2021年9月，大陆以多次验出大洋臀纹粉蚧（俗称介壳虫）为由，禁止台湾释迦输入。“但其实业内人士都知道，介壳虫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用吹风机或轮胎打气机吹一吹，问题就解决了”，因此以这个名义限制释迦输入，这背后显然不是经济或实务检查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讯号。张弘远接着回忆，大陆宣布禁令时，自己正好就在作为释迦重要产区的台东太麻里，但身旁农友的反应似乎也没有很伤心。

张弘远表示，从2014年接触虱目鱼契作到2021年目睹释迦被禁，自己逐渐产生一个问题意识：为何从2014年开始，中国大陆尝试使用对台补贴、尤其是针对农产品进行补贴，却始终无法让台湾农民或是民进党执政县市，改变对于中国、统一、中共的政治态度？“当然这些操作不能说全然无效，但最起码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张弘远也提到，如今通过经济围堵或禁运，全球都出现“贸易武器化”的现象，但在更早之前，也就是1945年之后、WTO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成立时，各方其实是要以贸易红利、经济补贴的方式，来强化自身阵营、塑造共同立场，所以贸易曾经是补贴的工具、交朋友的方法，现在却成为攻击的武器，可见贸易的角色在近50年来出现本质的变化，而这究竟是贸易本质的改变，还是世界的政治经济体制出现了变化，相关讨论层出不穷。而台湾的案例，也就是经济红利难以改变基层农民的政治立场，意即所谓“政经分离”现象，也能成为相关讨论的一环，这是自己的研究缘起。

两个传统解释

张弘远接着说明，2021年9月释迦被禁后，国民党籍的台东县长饶庆铃曾赴陆协商，因此2023年12月大陆又恢复对台释迦采购，但2024年9月因为两岸关系紧张，大陆又以关税名义限制台湾农产品输入，如今释迦又是处于被限制的状态。

张弘远指出，自己的研究地点选定台东太麻里，是台湾释迦的重要产区。而从数据可以发现，虽然2005年国共谈判后农产品便开始输出大陆，也就是开始接受经济补贴，同一时期的重要发展还有开放陆客自由行，但在选举结果上，不论是历年总统大选还是立委选举，民进党的影响力都逐步增加。

张弘远表示，逻辑上来说，如果大陆对台补贴政策有效，国民党的影响力应该逐渐增加，但在台东并不是如此。说得更直接，如果北京政策有效，台东的蓝绿政治板块应该会有所消长，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甚至还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张弘远提到，台湾学界其实也注意到这种两岸农产品贸易“政经分离”的现象，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解释。首先就是基于民主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认同固着说”，这派认为台湾的农业县市自从二二八事件与土地改革后，对于民进党的支持度就非常高，再加上国民党被形塑为“外省权贵”、民进党的本土意识较强，而农民同样是本土意识较强的生产团体，因此在情感连结、历史因素作用下，中共无法改变农业县市民众的原有政治认同。

张弘远指出，基本上从2000年开始，“政治认同固着说”就一直是主要解释，但2010年之后，问题就变得有些不同，因为在补贴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活动积极、经常经营与北京关系的地方型政治人物，且这些人物在市议员、县议员的基层选举过程当中，获得了较高的支持，例如前面提到的王文宗。

于是2010年后就出现了另一个新解释：“中间人垄断说”，也就是北京的政治红利发放，并非到府到户，而是需要中间人来分配金流、利益与订单。因此北京之所以无法让被补贴的想像对象改变政治立场，问题就是被中间人“留一手”，结果就是“肥了”中间人、“瘦了”农民，北京政策就成为“冤大头”。

但张弘远也提到，这两种假说都有不全面的地方，所以自己想从经济学中道德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对话进行补充。其中，政治经济学较偏向权力对经济利益的分配，道德经济学则强调经济作为手段，满足人类的生活、生存、社会正义等基本要求。

例如波普金（Samuel L. Popkin）就在1979年提出一个观点：太多人把农民想像成无知的存在，认为农民都受传统与宗教影响，在既得利益、团体、社群意识的笼罩下，没有自我辩驳能力。波普金正是在研究越南农民后，提出以下说法：当代农民与过去农民不同，当代农民具有理性行动与思维能力，且会根据自身利益做决策，而不像过去以乡里、宗族、社会为主。简单来说，波普金认为当代农民更会衡量成本与收益，而不是受到传统束缚。

张弘远指出，波普金的说法也可以用来描述当今的台湾农民，正是因为台湾农民的理性意识，造成了今日的“政经分离”。

台湾的两种释迦

而在开始理论分析前，张弘远首先简介台湾的释迦种植。释迦是热带水果，发育温度在摄氏15度到32度，需要砂土地形，也要有充分日照。因此台东的太麻里、卑南等地，就是先天适合种植释迦的地区。更重要的是，释迦营养价值高、单价也很高，想种释迦的农民也很多，台东之所以独树一格，就是因为黑潮。“黑潮在经过台东时，可以调节台东冬天的温度，所以气温再冷也不会破坏释迦生长，这是老天爷赏饭吃。”而前述条件就让台东成为释迦最佳生产地，台湾的释迦种植有9成以上在台东，其中最大产区就是卑南，接着就是太麻里。

张弘远接着说明，释迦是非常娇贵的水果，其雄株与雌株不会同时开花，因此要先用毛笔收集雄株的花粉，等到雌株开花再人工授粉。且释迦在温暖的环境会持续发育，因此还要剪枝与疏果，来把养分集中在容易摘采的地方。

张弘远指出，其实现在台湾释迦的授粉师傅已不多见，自己幼时看到都是原住民在扮演这个角色，现在则都是外籍移工。且这些移工也不是住在台东太麻里当地，而是更像“专业巡回的农业技艺团”，会到各地协助授粉，甚至还会做高接梨、茶叶采收，可以说是“具有技术的外籍资深劳动雇佣团队”，会在台湾各地巡回，日薪1,800元到2,000元新台币。“我一开始问他们，为什么不住下来？但对移工来说，他们的工作想像是，让台湾警察找不到最好”，而移动采收对移工来说非常有利，因为警察一来马上就能跑到山上去，所以现在这个专业市场是移工的世界。

张弘远接着说明，台湾的释迦种植面积约5,000多公顷，年产量超过5万吨，产值49亿左右，看得出来是高单价的水果。但释迦有分两种：大目释迦、菠萝释迦，两种释迦的差别一眼就看得出来，菠萝释迦适合外销，因为这种释迦表皮相对坚韧，长途运输不容易受损；但大目释迦一按就容易破碎，因此不适合外销。在口感上，菠萝释迦甜中微酸，大目释迦甜死人不偿命，但台湾人较喜欢，因此大目释迦目前有9成是台湾人自己食用。

张弘远指出，所以台湾释迦也有“两财货”：一个是专门外销的菠萝释迦，一个是专门内销的大目释迦。而在土地面积有限的前提下，5,000多公顷的地，如果不是种菠萝释迦就是大目释迦。其实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农民的理性选择应该都是要种大目释迦，因为大目释迦较符合本土市场口味，但现实上因为有了大陆补贴，所以菠萝释迦也成为农民的有利选项。

为何大陆市场重要

至于为何中国大陆市场重要，张弘远说明，菠萝释迦的外销也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台湾的菠萝释迦曾经遭遇虫害，要外销就必须当地也曾遭遇同样虫害，才能被开放输入。放眼望去，其他喜欢吃释迦、距离近运输成本不高、也曾经有释迦虫害的海外市场，就是中国大陆。“所以台湾释迦不是说非卖给大陆不可，而是在相关条件限制牵引下，卖给大陆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张弘远继续说明，2005年国共论坛后，台湾水果开始输入大陆，“其实台湾水果单价很高，就国际贸易的理论而言，这严重违反比较利益，因为台湾是资本密集、大陆是劳力密集，但台湾竟然对大陆输出水果，如果不接受补贴，怎么可能卖得动？”因此根据数据，陆方一开始是每公吨补贴1,500元人民币，之后是每公吨补贴750元人民币。

张弘远补充，台湾释迦输陆可以经由两个港口，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厦门，厦门距离比较近，走小三通可以有输入补贴，大陆提供台湾通关、检验与检疫的便利。其中，检疫的便利就是以抽样方式进行抽查，如果发现不合格，就针对部分产品进行调整，但现在标准一严，只要一批货被查出来不合格，整批就停止输入，也因此成为一个贸易关卡。

张弘远指出，释迦与虱目鱼不同，释迦在大陆吃的人多，虱目鱼在大陆的消费市场则相当有限，但还是要有人去安排配套，因此就出现一个有趣现象：贩卖台湾释迦的竟然有上海水产与福建水产，“这就是路径依赖，因为这些公司以前承包的就是台湾虱目鱼、石斑鱼，所以知道通关程序。”

再来是价格与运销。张弘远表示，在大陆卖释迦的价格跟在台湾卖的价格，可以差两到三倍。“如果又有人cover离开产地后的运输、库存、销售的成本，农民卖不卖？当然卖。”因此运销其实就是关键，“当我要做释迦运销，运销过程要仓库要冷链，谁来出这个钱？”

张弘远说明，传统释迦的集散模式为，农民种植释迦，接着批发商、通路商到田里或店中，把释迦打包带走，也就是说果农只负责把释迦顾好，接着资本力量会介入。而在输出大陆可以卖到市价的2到3倍的现实下，这个模式就更加快速发展。以2020年数据为例，台湾释迦已有90%的外销量是到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