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称“时与势在我们一边” 中国“换道超车”还缺了甚么？
1月11日，中共举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开班礼上发表讲话，指中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应对新局势，中共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黄奇帆：中国适逢第四次工业革命
要理解这种自信其实不难，毋须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点明，外媒都早已察觉得到2020年起“东升西降”的征兆。
去年10月21日，法国《世界报》发表社评，题为〈中国经济的韧力〉，指出在工业层面，中国经济自4月起恢复运作，而时值海外处于封锁状态，北京得以大量出口全球所稀缺的医疗物资，并且适逢西方企业转型为网上工作模式，电子硬件出口亦得以受惠。另外各国政府推行刺激消费方案，亦助长对自中国进口货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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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更承认，这一切都建基于中国防疫得宜，与欧美每日成千上万的新增个案对比鲜明，因此有条件抢先一步重启经济。事实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之中，唯独中国在去年能够保持正增长，并且有望在今年维持反弹式的增长趋势。
参会的中共领导人及省部级主官（点击大图浏览）：
可是根据近几年来中共所施行政策，“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这句话可不是单凭一年多抗疫表现所下的结论。首先，中国于疫情展示出“世界工厂”的实力，本地产业链在高压下仍有效运作，与此同时，内地互联网应用蓬勃发达，足以通过“直播带货”、“串流娱乐”、“网店创业”等方式创造就业，抵销疫情冲击，此足见无论是线上抑或线下经济，本国都已积累雄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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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要者，就算科研生态相对落后，不乏内地专家预料如要赶超西方，现在正是全速冲刺的时候。
重庆前市长黄奇帆早前就认为，中国适逢第四次工业革命，属于新旧基建交替的关键时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跟网络（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五位一体。由于西方在这些领域不一定仍具有就核心技术的垄断优势，据国家“十四五”规划编制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席林毅夫的看法，中国长远可以此为突破口“换道超车”。
法媒：民主政体面对中国力量的挑战
必须留意的是，紧接著“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习近平就补充说：“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去年中旬，法国舆论曾就口罩供应有一番反思，图为马克龙配戴法国国产口罩：
从外部挑战而言，《世界报》的10月社论就明言，若中国商品大行其道，将会滋生对其拒绝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愤恨：包括强制外资转让技术、产业补贴欠透明度、产能过剩引致对外倾销等等争议。
时至今年1月12日，《世界报》再次发表社评，题为〈民主政体面对中国力量的挑战〉，除了延续10月论调外，还提及新疆与香港问题，认为北京更为强硬应对异议，这种态度更延伸至国际关系，例如对澳大利亚施加非正式经贸制裁，
由对依赖“中国制造”与中国市场的担心，进而所疑中共对内对外发挥“锐实力”，中西均可视对方为“潜在挑战”，角力可遍及经贸、政治、意识形态等所有交往层次。不过撇开刚换了总统的美国不谈，西方阵营即使如欧盟般直指中国是“系统性对手”，但暂时都拒绝发动等同割席绝交的“新冷战”，“竞争与合作”依然是主旋律，而刚刚完成长达8年谈判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就是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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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挑战终归比外部挑战更为严峻，所以中共才经常将“做好自己的事”挂在口边，而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落实“新发展理念”，具体方针即为克服国内几个层面的社会经济难关。
李克强：6亿人月入也就1千元
论国民经济，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总量影响力惊人，但一按14亿人口除开，其实还未可以稳妥地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于贫富悬殊问题更值得关心，就在去年6月，总理李克强便公开指出：“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下同）。”
去年中旬，以总理李克强为首，内地官方一度鼓励“地摊经济”（点图看详情）：
回到习近平讲话内容，要完成“国内大循环”，促进国民消费是基础之一，正所谓羊毛出自羊身上，官方要通过改善医疗教育、调控房地产、建造稳健社会安全网等等措施，方可以进一步提高国民收入，增加消费泉源。
论宏观经济结构，《世界报》10月社评已认为，经济增长不足以阻止失业率上升，而家庭负债已上升至令人忧心的水平。西方当下境况当然只会比中国差，但细看讲话内容，习近平重申“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任务”，反映即使这口号提出了五六年，内地还未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例如直到今年初，官方才宣布P2P网贷平台已完全清零，此前所涉呆坏帐以百亿元计，苦主上访事件亦不时爆发。
任正非：有多少人还在认真读书？
论科研突破“换道超车”，虽然华为在美国追击下仍屹立不倒，但单讲芯片业务，旗下“麒麟”品牌就因失去台积电代工，有可能就此绝迹，突显中美科技实力差距。
武汉千亿芯片项目停摆内幕重重 陆媒揭其最大股东竟“零出资”（点图看详情）：
讲到中国缺乏“核心技术”的深层次原因，其创办人任正非明人不说暗话：“过去的方针是砸钱，芯片光砸钱不行，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等。但又有多少人还在认真读书？”他还呼吁中国应该推行人才培训“差异化”，让天才有发挥的空间，但即使由现在开始做到这一点，都要有待“二、三十年后”，才可以与美国的距离“适当缩小”。
总体而言，在其就任总书记初期，习近平便讲过，若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其间需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由疫情应对的缺失与优势均可见到，党政机关质素攸关政策拟定、行政运作与资源运用可否配合得宜，因此即使真的“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要把握得住这个时势，解决上述种种可以纠缠数十年的问题，还有待干部队伍如何理解与落实“新发展概念”，将抽象的大政方针化为因地制宜的现实机制，真正驾驭著大局。